周昌忠：关于西方哲学范畴Being及其汉译
Being始终是西方存在论(ontology) 的核心范畴, 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础。研究它, 引出正确的理解,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 对这个范畴的探究在汉语学界长期在某种程度上纠缠于“存在”和“是”两个译名之争, 这不免失诸舍本逐末。确切说来, 把Being汉译为“存在”或系词“是”, 实为把Being理解为“存在”或“是”。同时, 对于这个术语的译述来说, 中西方语言和思维习惯的差异也没有什么干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把Being放到西方哲学的学理历史与境中去审视, 由此彰显其本义, 汉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Being这个哲学范畴
巴门尼德最早提出这个哲学范畴。这是对始于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突破, 把认识问题的探索引上存在论轨道。巴门尼德之前, 这条路线一直致力于把捉自然认识的对象, 其成就是提出: 认识的对象即万物变化中不变的东西, 是物质本原“始基”。巴门尼德倡言, 这不变的东西是Being, 取义“存在”。他表明, Being是万物的根本属性即形而上属性, 是现实地充实的空间的功能。尽管Being仍不脱质料性, 但比诸“始基”已属超越, 尤其因为他强调, 同感觉之与存在物变化关联相对待, Being乃同思维相关联。从此之后, 一直到当代, 对Being的追问始终是存在论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巴门尼德是存在论的发动者, 则奠基者便是柏拉图。存在着的自然物以其千变万化的现象呈现于人面前, 要认识它们, 获取关于它们的知识, 泰勒斯告诉人们, 这就是要把捉不变的东西; 巴门尼德说, 这东西正是存在物的Being, 而Being在于以质料充实空间。柏拉图表明, 万物的Being在于其作为类的“理式” (“理念”) , 即形式或共相。这样, 他使存在论真正把握到了那超越的不变的东西, 即超越感性质料的形式。Being作为超越的形式, 才构成存在论的真正基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存在论的完成者。现在考量他对Being的看法, 以及如何由此走向存在论。首先, 他把哲学和科学区分开来, 提出存在论是关于“作为Being的Being”的学问, 而科学研究具体的经验事物的Being。他明确地界定哲学的任务是为科学确定和建构认识的对象和方法。不妨说,他把柏拉图的理式论纳入到这条“哲学- 科学”的路线, 同时极大地丰富之, 使之精致化。他自觉地把存在论规定为关于“作为Being的Being”的学问。他怎么看Being呢? 存在物的Being在于sub2stance (本体) 。他提出, 问事物的Being之意义, 首要的是问事物是“什么”, 而事物就是substance。这样, 在他看来, 说事物的Being, 就是说事物的substance。他表明, 事物还有“性质”等其他九种Being, 但它们不若substance之独立自在, 而是依附于substance的派生的Being。这样, 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作为“理式”的Being展开为“substance - 性质”的结构。随着他把目光从Being本身过渡到substance, 他的存在论就成为关于这结构的学说, 它形而上地为科学建构了认识对象。
海德格尔以对于Being的新洞见引发了西方哲学对于柏拉图主义的“转型”。他的存在论恰恰转而进一步彰显Being之为“存在”这个本义。这里择其要者说明两点。首先, 他表明, 应当区分开das Sein (Being) 和das Seiende ( beings) (存在者) 。传统存在论追问das Seiende, 却把das Sein遗忘掉了。它的问题是“为什么das Seiende存在”, 而海德格尔认为, 存在论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为什么das Seiende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传统存在论是把das Sein问题换成das Seiende问题, 甚至导致遗忘了“das Sein本身被遗忘”这件事。对“无为什么不存在”的追问才让人回复到对das Sein本身的追问, 因为那样的话就不会直接只追问现成的das Seiende, 而先要追问das Sein本身。原来, dasSein可取“在场”或“无蔽”状态或者“不在场”或“遮蔽”状态之义, “无”正是对应于后一种状态。所谓das Sein, 乃是显现, 是从隐到显, 是源始现象的开显。其次, 海德格尔表明, das Sein是人以理智直观即胡塞尔所说的“本质直观”去对接的对象。这种直观是对象化的行为, 不是主体的反思。同样, das Sein也是行为, 而这范畴是对行为的把捉, 不是概念推导的产物。
现在可以明白, 巴门尼德乃提出estin ( it is) (存在物存在) 的问题, 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目光投向“存在着的存在者”。于是, 传统存在论哲学家面对的是在场的存在者的现成显世界, 其存在论也就是关于已开显了的即已存在了的存在者的学说。这种存在论常称为“形而上学”。这就是说, 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作为Being的Being的学问”换成了“作为substance的substance的学问”。在他的存在论中, Being从属于substance, 而Being本身即“作为Being的Being”实际上被遗忘了。在海德格尔那里, Being复归原位, 他揭示了它作为“开显”的底蕴。Being在西方哲学史上始终指云“存在”, 其涵义则历经演化。其实, Being这个范畴不脱隐喻意味, 因为其虽然指云超越的东西, 但仍沿袭日常用法, 即包含同感觉经验相联系的“存有”的涵义。这个隐喻意味是把捉Be2ing其义之为“存在”的重要根据。事实上, 一切哲学乃至科学范畴无论多么思辨, 都不特不可能不沾隐喻意味, 而且非得借重隐喻。今天, 并非偶然, “隐喻”本身已进入哲学的视野, 备受重视。
顺便指出, 海德格尔站在所谓“基础存在论”即真正关于“作为Being的Being”的存在论的立场, 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对于巴门尼德的“倒退”。可是, 惟其倒退, 才能实现形而上学的初衷, 即为科学产生提供前提、基础和合法性。不宁惟是, 关于substance的形而上学还是走向关于Being的存在论的必要环节。不妨说, 存在论上巴门尼德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啻时空观上莱布尼茨之于牛顿, 准此, 则时空观上的爱因斯坦和存在论上的海德格尔地位相仿佛。
二、Being和系词“是”
Being作为范畴“存在”的名称, 乃派生自实义动词to be, 取其动名词形态。主张把Being汉译为“是”者, 大抵确认“是”为系词( copula) 。To be作为系词与实义动词同形, 乃助动词, 不能独立使用, 而其在逻辑层面之不同于实义动词者, 恰在于无外延, 故不能标示范畴。同时, 若Being作系词解, 则其为to be的现在分词, 而从语法上说, 这种形容词性的词不能标示范畴。
更重要的是, 这种误解的症结在于未洞见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生了从Being到substance的形而上学过渡。他明确地郑重表明, substance的Being是最高的Being。这实际上把substance和Being本身区分了开来。他把Being本身作为既有的东西, 不予追问, 一心去建构关于substance的学说, 即他的存在论。他为此提出著名的“十范畴”, 其中substance所把握的是唯一独立自存的东西, 其余“性质”等九个范畴把握的是substance的本质属性, 依附于它, 并不是独立自存的。Substance和性质等乃以系词“是”相联系。“是”的存在论地位正维系于此。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作为精致的学说乃从语言- 逻辑层面, 围绕着“是”这个系词如何把“性质”等九种本质属性赋予substance展开: 后者作关于西方哲学范畴Being及其汉译?49 ?为主词, 前者作为谓词, “是”则把它们结成“述谓” (p redication) 关系。总之, to be 之作为系词和范畴Being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决不可混淆。
海德格尔对Being本身作为源始现象之显现的存在论本义的彰显, 直接源于胡塞尔从认识论层面对于Being之与“理智直观”的关系的现象学洞见。他把这洞见转向存在论, 由此揭示, 人作为“存在者”不同于一般事物存在者, 其存在即所谓“此在” (Dasein) 恰在于领会Being, 而这种领会便是理智直观这种对象性行为。人不仅是认识论上的主体, 根本上更是存在论上的。其实, Being作为开显, 是向“此在”开显, 是在“此在”之视域中开显, 更确切地说, Being就以“此在”为展开状态。传统存在论盯住物的存在, 海德格尔使存在论转向注视人的存在, 这才“发现”Being本身,并“领会”到其为源始现象开显。就考察Being与系词“是”的关系而言, 这里, 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恰恰牢牢抓住Being和系词“是”的对待关系同关于Being本身的基础存在论和关于beings的传统存在论的对待关系之两相对应。Being在于事物本身作为源始现象的显现, 而理智直观融合着感性直观去对接Being, Being根源于这意向性的直观行为本身。可见, Being同理智直观这对象性行为相联属, 同时, 它本身也是行为。传统存在论或者说形而上学对显现出来的、海德格尔所说的beings作反思, 由此引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substance, 把它作为同现象割裂的本质去建构。理智直观以感性直观为基础, 直接对接事物本身的Being。形而上学则着眼于心理主体即知性对这给予Being的意向行为的反思, 再通过“反思判断”抽象出substance概念, 而同时“遗忘”了Being本身。依据这纯概念的subtance, 形而上学通过概念推导和语言分析展示出substance和“性质”等以系词“是”联结的“述谓”方式。所以说, 在传统存在论中, 系词“是”成了决定性基础。不难看出, Being乃同人的存在(生存) 即“此在”相联属, 而系词“是”则同认识者即反思主体相联属。
还可以转到方法论层面来考量Being和系词“是”的关系。就此而言, 它们分别对应于现象学理智直观的“本质还原”方法和形式逻辑。现象学提出所谓“本质还原”, 乃以之作为“理智直观”对接Being的方法保证。意识面对事物本身, 以对众多个别事物及其事态即感性对象的直接经验为基础, 进而“发现”作为观念对象的本质即“普遍” (包括形式范畴) 。本质和经验都是在意识直观中呈现的, 只是分别对应于理智的观念和感觉, 本质不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 而是理智直接“看”到的。事物本身的Being就是呈现, 由意识通过直观给予, 而事物本身是经验和本质浑然一体的源始现象。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为代表的传统存在论把“本质还原”行为所达致的认识即现成的be2ings作为反思对象, 从而把事物, 确切说来是“本质还原”过的事物割裂成现象和本质、个别和普遍, 又通过抽象把“本质”和“普遍”把握为substance。Substance是知性主体以“概念推导”把捉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创立形式逻辑, 正是为“概念推导”提供方法保证。形式逻辑从语言层面建构beings, 它以借助系词“是”表达的“述谓”关系作为支柱。实际上, 逻辑把substance建构为作为类(外延) 和本质(内涵) 的概念, 用述谓关系展现类的本质所由构成的性质, 进而依据个体从属于类的包含关系, 把类的性质转移于个体, 这种转移的程式即构成三段论的各个格和式。不妨说,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创立形式逻辑, 乃为知性以系词“是”把捉substance提供方法保证。
三、Being和Existence
如上所述,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遗忘”了Being, 实际上过渡到了substance, 另一方面又谈论substance的Being以至“性质”等九个范畴的Being。然而, Being是事物本身的开显行为, 把作为反思概念的substance同Being相联属, 无疑是不恰当的。中世纪哲学家站出来表明, substance的“存在”是existence (实存) , 后来康德在从形式逻辑判断形式引出知性范畴时也引入了这个范畴, 这也?50 ? 《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是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的一种补充。可见, Being和existence的关系委实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本文的主题更其意义重大。
讨论Being和existence的关系问题, 首先需要区别“存在者”和substance。亚里士多德把存在论从关于Being本身的理论转变成关于substance的学说, 却又谈论substance的Being, 这是“存在者”和existence在他那里缺席(后者未见诸“十范畴”之中) 所使然。Substance和“存在者”的区别和关系在于, “存在者”由Being而来, 乃源始现象向理智直观开显所成。Substence则是“存在者”本身的现成方式, 由知性反思所得。同时, 知性反思又把substance展开成“本质( essence) - exist2ence”的逻辑结构。这里很可以提到海德格尔和康德的贡献。海德格尔表明, substance之希腊原文ousia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既为哲学术语即substance, 又是日常用词, 兼含“本质”、“呈现”即“在场”等义。Ousia意谓显现于外观现象, 又安处于本质之中, 而这正是substance的样态。亚里士多德取ousia命名他的范畴, 正是把捉住了它所蕴涵的“本质”和“在场”之意。他提出了范畴“本质”, 把它等同于substance , 而“在场”则未形诸范畴。康德强调, 他提出“范畴表”, 其宗旨一如亚里士多德。如此, 他的“范畴表”便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丰富和扩充。增补的范畴中, existence赫然现身。他表明, existence指对象之与知性相联系的“实存”, 这不就是对ousia所含“在场”即“substance安处于essence中而又外显于现象”一义的范畴表达么! 总之, Being指“存在者”的“存在”, 而existence指substance的“实存”。
Being乃同源始现象相联属, 是对于作为对象行为的理智直观的开显。Existence之于substance,其关系则是纯概念推导性的, 即逻辑的。事实上, 亚里士多德创立形式逻辑, 乃致力于把握他以形而上学建构的本质和现象两个劈分世界间的关系, 而这逻辑反过来又成为方法论。要之, 可作两点说明。首先, existence与substance相联属, 其本身是推导出来的纯概念。亚里士多德本人未提出exist2ence, 但尤其在《解释篇》中就判断之模态问题, 指出必然性对于现实性的在先性和源初性, 进而表明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就是现实的东西。substance就其本质性而言是必然的, 因着这必然性也就必有现实性, 后者即表现为现象界个体的existence 。这就是说, 由substance的本质性必可推出existence。这正是他的形而上学原理的逻辑向度, 它认为普遍的本质或形式乃先于生成的个体。康德正是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判断形式“实然”推出存在论范畴existence 。其次, 传统存在论的一个基本点正在于用逻辑判断赋予本质以existence 。G. 弗雷格首创逻辑量词理论的关键正在于引入“特称量词”作为“existence量词”以及“existence判断”, 这便从逻辑形式上规定了substance之“本质- existence”格局。“有些S是P”这种由“existence量词”决定的“existence判断”乃把“有些S”所具有的ex2istence赋予“本质P”, 而其存在论底蕴则在于“本质P”必然导致“个体有些S”的existence。
前面提到, 系词“是”是传统存在论的决定性基础, 这正缘于系词“是”这个逻辑词项乃是substance的逻辑结构“本质- existence”的支枢。康德的范畴表包括四组范畴, 其中“质”、“量”和“关系”三组范畴关涉到substance之作为对象的内容, 而existence所属之“模态”这组范畴则无关乎对象内容, 而是涉及substance的形式结构。这形式结构正同系词“是”相联属。“本质- exist2ence”结构藉逻辑词项“是”而成表达式“有些S是P”, 式中正是由“是”把“个体有些S”的ex2istence赋予“本质P”。弗雷格从语言层面分析了“existence判断”作为“existence语句”的逻辑结构: 客体词(“有些S”)和谓词(“P”)用系词“是”联结, 而后者的作用正是表示P的“existence”,“有些S”便是existence的事例。并且, 他表明, 系词“是”和谓词一起构成所谓“概念词”, 表达本质。于此益见“是”的助词本性, 因为实际表达本质的是谓词。这样, 更可以明白, 系词“是”作为逻辑词项空无内容, 不是范畴, 同时, 其逻辑功能又同反思概念substance所内秉的同样属于纯关于西方哲学范畴Being及其汉译?51 ?概念的existence相联属。“是”乃起述谓作用, 并以这种逻辑功能表达substance作为本质而必然具有的existence规定。总之, Being与existence不在同一层级, 从而也与系词“是”不在同一层级。
四、Being的语言分析及汉译问题
无疑, 对Being之作为范畴名称做一番语言分析, 对于理解和把握这个范畴而言是必要而又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个语言分析工作包括词源、语法和语义学诸多方面。完成了此一步骤, 再来讨论Be2ing和相关术语的汉译问题, 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巴门尼德最初提出这个范畴, 乃出之于estin, 它是希腊文动词einai的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式,可英译为it is。Einai兼作实义动词( substantive verb) 和系词( copula) 。作为实义动词, 它是独立的, 表示“存在”、“有”之义; 作为系词, 它是非独立的, 无实义, 在句中起连系主语和谓语(表语) 的作用, 表示“述谓”或“等同”的关系。现代逻辑把系词分裂而成的这两者分别称为“联词” ( copula) 和“等词” ( identity) 。巴门尼德以estin引入“存在”范畴, 正为我们索解Being之本义提供了不二法门。众所周知, 他致力于认识自然客体这个哲学课题。因此, estin作为“一词句”的意义显为“存在物存在”。“存在”是自然事物的“存在”, 所以用第三人称, 同时这“存在”又是超越感性对象的东西, 故取单称, 又是在场的, 当然是现在时的。若设einai作系词用, 则estin( it is) 便不合语法, 不成其为“一词句”, 因为系词为表连系的助词, 不能独立使用, 必须后接谓语(表语) 。海德格尔从词源学追溯einai的涵义。他表明, 它的各种语法变化形态导源于三个词干, 它们分别有确定的涵义: 生、升起和停留。其中第一个是最古老的, 也是根本性的, 且同estin这个“一词句”相关, 其涵义详为“生活, 生者, 由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随着这三个词干汇合而成一个动词einai, 三种语义就融合成它的丰富以至模糊的涵义。
及至柏拉图, 尤其亚里士多德那里, 这个动词性的“一词句”形态范畴名称被名词化为to einai和to on, to是定冠词, on是einai的中性分词。希腊文没有动名词( gerund) , 所以动词之名词化通过给动词的不定式和分词加定冠词构成。英语有动名词, 所以可以径用动词to be的动名词Being来译to einai和to on。德文则没有动名词, 所以也是给不定式zu sein加定冠词使之名词化为das Sein,且也取中性, 同时, 它是“表‘存在’的名词”, 并不兼具系词之义。实际上, 正是由于einai作为表示“存在”之义的独立实义动词来充当存在论范畴, 所以才能名词化, 而倘若它作为系词即助动词, 则就无实义即不指云对象而不能名词化。同时, estin被名词化为to einai, 惟其如此, 它才成为标示存在论范畴的名字。它的指云是存在论苦苦追索的自然事物的超越的“存在”, 而其涵义则如海德格尔所说是丰富而模糊的, 为无尽探索敞开空间。至于系词“是”, 作为逻辑词项, 它不指云对象, 而涵义则是确定的, 即表达“述谓”或“等值”。一句话, 它不或者说不能标示哲学范畴。值得指出, 有些把Being理解和译为系词的论者认为, 系词“是”的外延最广, 涵义最空泛, 故可用于标示最高哲学范畴, 但事实是它既无外延, 又涵义狭窄且确定。海德格尔还意味深长地指出, 动词如此名词化带来了存在论的“倒退”, 成为存在论从探究存在本身“降”到探究存在者的语言根源。这却又道出Being之非系词“是”, 因为系词“是”是静态的逻辑词, 与动词名词化无涉。
主张把Being理解和译为系词“是”的论者往往提出, 人们所以不接受这种主张, 主要种因于西语和汉语的差异。诚然, 这种差异乃至可译性问题都是存在的。然而, 具体说到Being的情形, 这并不碍事。实际上, 古汉语至晚在东汉已出现作系词用的“是”, 更早则已有“为”作此用。更经常的是, 古汉语省略系词, 如“白马者, 马与白也。” (《公孙龙子?白马论》)系词之所以可以省略又不害文义, 正缘于它无实义, 仅起形式上的联系作用。英语中to be作为copula, 汉语中“是”作为系?52 ? 《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词, 无论语法还是逻辑上都完全相等当。故用系词“是”译作为copula的to be, 真乃天衣无缝。问题是Being不是系词, 也就不能译为“是”。以为语言差异造成障碍者, 连带还认为中西方文化和思想差异也难脱干系。然而, 理解和差异本不是一回事, 根本说来, 理解倒是对差异的克服和超越。问题是, 硬用系词“是”去误译范畴Being才造成混乱, 令人无法理解。
至此, 理解Being所连带的汉译问题已经迎刃而解。范畴Being应当照常译为“存在”、“在”、“存有”或“有”, 而它们间的取舍便是仁智互见的事情了。beings则相应地可译为“存在者”、“在者”、“存有者”或“有者”。主张把Being译为“是”的论者中, 除了把它理解为系词的之外, 还有的认为动词einai、to be、zu sein兼含“在”、“有”和“是” (系词) 之义, 因此, 汉语必须用“是”这个汉字去译它; 这些论者中另有一些迫于汉字“是”之表“存在”义太弱, 便采取“弱纲领”, 主张汉译为“是(存在) ”、“存在(是) ”、“在/是”或“是/在”。这样做, 似乎把哲学范畴to einai、Being、Das Sein的汉译代换为相应西文双义动词的汉译问题。问题是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开两者: Being和作为系词用的to be。Being是表“存在”义的实义动词to be的名词化(动名词) , 用来标示存在论的核心范畴“存在”。作系词用的to be作为逻辑的“联词”或“等词”在西方传统存在论中起着支枢作用, 尽管如此, 它却不是哲学范畴, 它的汉译名当然是汉语系词“是”。同时, 如前所述, 与此相应的being不是动名词, 而是现在分词, 而这形容词性的形态不能用作名称去标示概念和范畴。关于ontology, 它意为关于to on (Being) 的理论, 自然可译为“存在论”或“存有论”。这个名称通常又译为“本体论”。对于亚里士多德和西方哲学发生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转型前的传统存在论即形而上学而言, “本体论”是很贴切受用的, 因为它们是关于substance的学说。然而, 从西方存在论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来看, 就Being的本义而言, ontology应译为“存在论”或“存有论”。Substance常译为“本体”、“实体”, 显以“本体”为宜, 因为义理相契, 而“实体”更适合作为en2tity的译名。Existence可译为“存在”、“实存”, 为区别于Being的译名计, “实存”似更可取。
参考文献
海德格尔, 1996年: 《形而上学导论》, 熊伟等译, 商务印书馆。
胡塞尔, 1999年: 《逻辑研究》, 倪梁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康德, 1997年: 《纯粹理性批判》, 蓝公武译, 商务印书馆。
牟宗三, 1998年: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倪梁康, 1999年: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三联书店。
齐良骥, 2000年: 《康德的知识学》, 商务印书馆。
尚杰, 2002年: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汪子嵩等, 1988年: 《希腊哲学史》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03年: 《希腊哲学史》第3卷, 人民出版社。
文德尔班, 1989年: 《哲学史教程》上卷, 罗达仁译, 商务印书馆。
亚里士多德, 1981年: 《形而上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范畴篇 解释篇》, 方书春译, 商务印书馆。
杨适, 2003年: 《古希腊哲学探本》, 商务印书馆。
张祥龙, 1996年: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 三联书店。
赵敦华, 2001年: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昌忠, 1991年: 《公孙龙子新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复旦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苏晓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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