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女人与小说〗
〖杂谈：女人与小说〗黄梅
早在当代欧美女权主义者们大张旗鼓地论说“妇女文学”之先，小说就常常被认为是“女人的文学形式”。理由之一呢，就是小说所描绘的东家长西家短的种种日常生活细节，历来属于妇道人家嚼舌头、扯闲话的“世袭领地”；不似史诗歌颂沙场征战、英雄壮举，一看便是须眉丈夫们的志趣所在。不管此理是否立得住脚，说来小说与女人还真有点不解之缘。以现代小说最早得到蓬勃发展的英国为例。不管是由于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小说呱呱坠地的十八世纪，也正是妇女作为“集团军”而大举闯入文学制造与文学消费之时。
从“妇道人家”到“高尚淑女”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迅速地改变着英国人的生活，而中产阶级妇女大约应属于
生活变化最急骤的人们之列。当然，生活方式的演变并不是在一朝一夕或十年二十
年之内完成的。因此对于那时的当事人来说，事情也许并不如我们这些几百年后的
旁观者看来那么富于戏剧性。简单地说，这些女人突然被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所创
造出来的空前的财富抛进了无所事事的闲逸生活。过去这类妇道人家不但要操持家
务，还要参予以至独立地从事小家小户地经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自
从生产场地与住家分离、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后，她们便越来越多地闲居在家，一
个个处心积虑地争当上流社会的“淑女”。体面的太太小姐成了新发家的中产阶级
装门面的奢侈品，身份有如暴发户购置的古董字画，或如时下中国某些尚缺水少电
的乡村中的富裕人家买来摆排场的洗衣机电冰箱一样。外国来的游客每每对英国妇
女的“优越处境”惊诧不已。一七○○年一名来自法国的书记员记述道：“她们(
伦敦女人)的男人爱她们爱得发疯，连家务活儿也不让她们干。……她们的衣着更
是穷奢极华，就连裁缝、鞋匠妻子的衣饰都是镶金绣银的，还佩着金表。怪不得常
言道：若是海峡架桥梁，全欧的女人都将蜂涌而去英格兰。”书记员先生的解释当
然是全然错了。英国中产阶级肯于不吝钱财供养培育“淑女”式太太小姐，大凡不
是为了“爱”，而是借此确立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美国有位女批评家新近写了
本书，叫做《男人间》(《Between Men》，一九八五)，其中独到而且透辟地阐
述了所谓的永恒的“爱情”主题。其实很多时候却是女人如何变成了男人进行社会
交易的一个砝码。但不论如何，在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女人们有闲总是实。
一位瑞典自然博物学家一七四八年也这样写道：“初来英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我见到农民家里挤满了年轻妇女，而男人却早晚两遭提着奶桶去牛
群所在的地方挤奶……大家都说英国是女人的乐园，看来果然名不虚传”。他还说，
“如今，女人只须会跳舞、打扮、弹吉他、在客厅里闲聊或和一帮行家里手一道
打扑克、掷骰子。除此而外在世上一无所能已成为一种资格。”
历史总在拐弯抹角地走着曲折的路。许多事物都包含与表象相反的实质。资产
阶级妇女被娇生惯养地“供”起来，其实却是她们相对于本阶级男人地位下降的标
志。由于逐步被挤出了社会生产领域，这些妇人在经济上更彻底地沦为男人的附庸。
“嫁人”几乎是唯一向女人开放的体面的“职业”。而适婚男人的“价格”又不
断上涨，婚姻市场的险恶争夺是相当惊心动魄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还写过
一部叫《莫尔?佛兰德斯》的自传体故事，记述一名出身微贱的女人从小立志要当
不事劳作的淑女，她常常费尽心机捕捉丈夫而不能如愿，不得不去当女佣、阔佬的
外室乃至娼妓窃贼，几乎用尽了当时女人所可能运用的所有的求生手段。绝大多数
未婚妇女生活在不安全感中。已婚妇女也既无职业又无产权，因此在某个意义上又
未尝不是靠出卖肉体为生的无产者。许多十八、九世纪的英国社会批评家，包括最
早的女权主义者玛丽?艾斯特尔和著名的哲学家约?斯?穆勒，在议论妇女处境时
都不约而同地用“奴隶”一词。激进民主主义者潘恩也抨击了歧视并奴役妇女的社
会制度。有位医生一七八一年统计说，仅六年间便有约三万名妇女去伦敦一家医院
求治精神忧郁症，远远超过男性患者。可见闲逸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觑。中产阶级妇
女似乎是资本主义进程的受惠者，但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她们日
后比本阶级的男人要有生气得多。
面对急剧的社会变化，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价值观上的眩晕。其表现往往不是
束手无为，而是狼奔豕突，无所不为。笛福用又责备又同情的矛盾笔触描绘的女冒
险家莫尔就是一个“无所不为”的典型例子。另一部相当有名气的小说《威克菲牧
师传》也涉及了“流风日下”的景况，描述了两位女儿如何不听牧师老爹的教诲，
在家里大肆熬制膏脂霜露一类美容用品。不知是莫尔这样的冒险家太不驯良、对建
立资产阶级新秩序危害太大呢，还是那些涂脂抹粉、对贵族社会浮华作风亦步亦趋
的虚荣女人与资产阶级勤俭发家的清教主义道德大相径庭呢，总之，随着十八世纪
渐渐推进，妇女的行为规范成为全社会大伤脑筋的问题。
当然，需要“改造”的也不只是妇女。十七世纪末以来，放浪奢糜的王政复辟
时代已成往事。英国资产阶级费了极大的心力去提高本阶级的道德、文化教养并整
饬社会风化。一时社会上涌现了各种各样以此为宗旨的团体、协会。小册子、宣传
品满天飞。喧嚷一时的禁止随地吐痰运动便是其中之一。还有创办主日学校、普及
基督教文化的活动等等。妇女问题也引起了各方人士的热切关注。笛福在早年的文
章中就曾提议建立女子学校。以“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而知名于世的斯威大特
对妇女中文盲大多也颇有微词。还有人批评说：“当今的上层社会妇女不但是有闲，
而且全无生活目标。结婚成了许多女人唯一的心事，为此她们殚心竭虑地准备，
演习种种取悦男人的才艺……女子教育受害匪浅。”前面提到的艾斯特尔女士当然
力主妇女学习实用技能，以便在必要时能自力更生。鼓吹妇女贞洁、指导妇女举止
言行的“行为指南”书籍(conduct books)吏是汗牛充栋。在一个刚从封建社会脱
胎而私有财产又无比神圣的社会里，妇女贞洁事关家产继承人的血统，可谓头等大
事之一。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约翰逊博士对道德的功利作用毫不隐晦：“请设
想，女人的贞洁对于社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全世界的财产权都有赖它来保障。”
热衷说教的文人教士们为贞洁、谦卑、顺从等“美德”摇旗呐喊，固然是为了使女
人就范、巩固资产阶级父权制，但也未尝不是出于新兴阶级的自信及其坚定、热忱
的宗教、伦理信念。也由于这种虔诚和热忱，许多知识妇女也成为“女德”的拥护
者和鼓吹者。她们从中感受了一种使命感、一种生活的意义：仿佛由此女人一变而
为基督徒美德的体现者和卫道者，生活不再囿于“嫁汉吃饭、生男育女”。这也部
分地说明了此类道德说教何以不但有乐此不疲的炮制者，也有百听不厌的忠实读者。
有一部《女人义务之探讨》一连印了十七版；还有本《父亲给女儿们的遗产》不
但在英国连续再版、而且畅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一片密锣紧鼓之中，“高尚淑
女”的理想逐渐成形并被发扬光大。其侧重点由“淑女”转向“高尚”，由闲逸、
柔弱、高雅等特征转向贞洁、仁爱、谦卑等“美德”。一种新的、理想化的女性形
象取代了莎士比亚剧中形形色色更具七情六欲的女主角以及密尔顿笔下因虚荣、好
奇酿成“原罪”的夏娃，此后统治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百有余年。 女主人公、女读者和女作家
妇女有了闲暇，又亟待“教化”，面向妇女的读物便纷纷应市。兴起于十八世
纪的新闻期刊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女读者的“惠顾”。许多名噪一时的报刊，包
括《闲话报》、《旁观者》、《监护人》、《漫游者》等等，都不时刊出专门面向
妇女的文章。不必说还有一大批专供妇女“享用”的报刊，诸如《淑女使者》、《
妇女闲话报》、《女旁观者》、《淑女日志》、《淑女周刊》、《老处女》等等，
简直不胜枚举。著名的散文作家艾迪生早就慧眼识新潮：“当今治学著文往往有些
投合女流、漠视男人，并非事出无因。首先是因女人有更多的余暇自由支配……”。
在这种情势下，一八四○年有一位名叫理查逊的中年印刷商写了一部叫做《帕
美拉》的小说，一鸣惊人。小说是用当时颇流行的书信体写成。理查逊的初衷不过
是想指点文化水平不高的女孩子们如何写信，同时使她们得些品德上的教益。小说
讲述年方十五、虔诚规矩的女仆帕美拉如何春心不乱、坚拒她的东家、青年贵族B
的诱惑威逼；最后使B于无奈中幡然悔悟，明媒正娶讨她作太太的事。帕美拉虽是
女仆，但美丽出众，一向被老女主人宠爱，只干太太小姐们的轻巧营生，能歌善舞
，知书达理，可谓多才多艺；此外多愁善感，体质娇弱，动辄落泪，紧要关头万无
一失必会昏倒。凡此种种，都是一位“淑女”断不可少的标志。而理查逊又着意刻
划了她坚贞不移、谦逊自守的品德，所以小说的副标题叫做“美德得报”。帕美拉
可说是“高尚淑女”理想的一个化身。
《帕美拉》一经问世，国内外一派喝采，连连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有该世纪
最畅销小说之称。不但太太小姐们生怕落在了时尚后面而趋之若鹜，文人教士们也
纷纷出来为其中的道德教训擂鼓助威。这部小说在法国还被搬上了舞台。也有人对
这些看不惯。当时的另一位文人菲尔丁就由此激发灵感，写了一本薄薄的讽刺模仿
故事，叫《沙美拉》，辛辣地挖苦了一番。理查逊至此已是欲罢不能，趁势写了《
帕美拉》的续篇，展示模范少女如何变成了模范的妻子、母亲和女主人。后来他又
完成了杰作《克拉瑞萨》，洋洋洒洒两千余页，主题仍是贞洁的中产阶级少女如何
抵制纨绔公子的引诱，失身以后终于以身殉节。
由于时代隔膜，看旧事往往需一点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想象力。今日的读者，
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大约都很难喜欢帕美拉式的人物，不免会去附和菲尔丁
的讥讽：听她张口上帝，闭口名节，便说她装腔作势；见她嘴说要躲避B先生这恶
魔，实际又拖拖宕宕在他身边打转，便断她是个工于心计的伪君子。人们有时当真
是很健忘的。今天当大家热衷于“后现代主义”一类时髦话题时，便有意无意地忘
却了资产阶级也曾经历艰苦创业的史诗时代，也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学召唤高尚完美
的英雄。帕美拉所代表的清教主义信念既是真诚的、又是虚伪的，而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其真实性和真诚性是主导的。在这点上，机敏尖刻的菲尔丁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可说还输那位很识时务、及时改弦更张的B先生一筹。帕美拉作为一个人
物的复杂性在该小说的双重情节结构(一个是基督徒摈弃私欲、经受考验而后得救
的道路，一个是灰姑娘式的穷孩子得志的梦想)得到展示。在更深一个层次上，这
些又都是与新兴个人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性相关连。因此，该小说固有的丰富性和
生命力既不是作者笨拙的文体和沉闷的说教所能掩盖的，也不是他人几句挖苦讥诮
所能抵消的。
理查逊把女人推上了主人公的显赫宝座。在此之前，考验虽是基督教文学中的
一个普遍题材，但历经诱惑而终不动摇的是以基督为代表的男人。在另一种与小说
有渊源的文学体裁――中世纪爱情传奇中，被考验的也总是男人的勇敢和荣誉，女
人只是男人争取的“奖品”。理查逊一反常规，使地位低贱的女性变成美德与正义
的化身。
其缘由是多种多样的。心理学家们说不定可就理查逊对妇女衣饰等琐碎细节的
描写论证他本是个十分女性化的男人。他笔下一名“死不改悔”的浪子有一次颇出
人意料地说：“我曾自省，将自己与女人对比，意识到一个羞赧的男人在很大程度
上具有女人的心灵。”不知是不是理查逊一时忘形，把自己的心里话塞到那个放浪
形骸的纨绔少爷口中去了。然而，文学作品也是际会风云，应运而生，风格、语言、
情节乃至人物的选择，都不尽取决于作家的个性。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虽然初步
立住了脚跟，经济实力迅速扩展，但在政治上和社交中仍是“二等公民”，不免有
在后娘手下过日子之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作为“二等性别”的妇女有感情相
通之处。对于理查逊或笛福来说，这些无权无势、备受迫害但仍奋力维护自己的尊
严或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女性仿佛是代表了人类的普遍生存处境。对于引起全社会
关注的“女德”问题，道学气十足的理查逊更是满腔热忱。此外，女读者圈的形成、
扩大及其逐渐主导通俗读物市场的趋势也是作为印刷出版商的理查逊不能不考虑
的。总之，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促成了《帕美拉》的诞生，而这部小说又对这
些社会趋势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位学者写了一本《帕美拉的女儿们》，说所有英国小
说的女主角全是帕美拉的后代。话虽讲得有点绝对，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自从那
名标致贤淑的女仆在文坛大出风头，一时各式各样无依无恃、“贫穷然而诚实”的
年轻姑娘们纷纷登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我们还能从简?爱一类女主人公身上清
楚地辨认出帕美拉的影子。不仅如此，帕美拉还鼓舞了一大批女作家。她本人就是
个视写作如性命的年轻姑娘，该小说绝大部分以她本人写的信件和日记的形式出现
。其中不少篇幅记述她如何写信等，而B先生又是如何企图拦截、偷阅她的书信日
志。步这位模范女人兼女作家之后尘，写作变成了淑女们的时髦消遣之一。此前零
星出现的个别女作家常常声名有些“狼藉”。王政复辟时代的英国头一位女作家阿
芙拉?本是可与放荡男人分庭抗札的有名的“女浪子”。与理查逊同时代的伊丽莎
?海伍德被当时的文化名流嘲骂为“无耻的涂鸦者”。而尾随帕美拉之后的大批女
作家，不论是出于道德责任感而握管还是迫于生计而卖文，大抵都淑女气十足。特
别是有奥斯丁前驱之称的范妮?伯尼和首创写地方色彩小说的玛丽亚?艾孜沃斯等
文坛闺秀更是如此。因而也得到了社会的容忍乃至称赞。
研究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伊安?瓦特三十年前写了部名为《小说之兴
起》的专著，说当时大多数英国小说出自女作家之手。尽管没人能提供准确的统
计数字，但人们一般都相信四分之三的小说读者也是女人。可以说，妇女是小说制
造业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八三二年，英国出了一幅题为“小说读者”的版画，
画的是一位家庭妇女在餐桌上伏案读书，桌上杯盘狼藉，未曾收理，孩子在地上
哭喊，小猫在坛中偷食，工匠打扮的丈夫刚刚进门，正指着老婆在发难。此类美术
作品的问世，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至十九世纪初，“迷小说”在妇女(包括比较下
层的女人)中已是相当普遍的“流行病”。可笑的是，这些本来旨在培养孝女贤妻
的小说却使女人们忘却了持家的“神圣”职责！这恐怕也是理查逊们所始料不及的。 “陈芝麻”与新思考
说来这些都是属于“陈芝麻、旧谷子”的历史往事了。然而当今的西方女权主
义者们激动地重新把目光投向过去，试图挖掘出妇女自己的历史，从而设计出一个
新的未来。她们说：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象妇女这样彻底地被奴化、这样彻底
地接受了统治者的文化。从我们使用的语言起，迄今我们继承的全部文化(当然她
们尤指西方文化)基本上都是父权制的产物。为什么历史是history(his－story：
他的故事)！为什么人类叫mankind(man－kind： 男人的族类)！从构词到影响民
族集体潜意识的神话、宗教，从社会风俗到文学作品，从伦理道德到某些相关的科
学理论，许多人们习以为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物都遭到了新的质问和挑战。
就说这段女人与小说纠结的历史吧。就如上文提到的“小说读者”一画，这段
旧事未尝不似一幅滑稽可笑的社会风俗图。然而今日的有心人举目回顾，却看到了
压迫和耻辱，也看到了愤怒和抗争。有人指出：“高尚淑女”的形象是资本主义父
权社会制造的意识形态观念，旨在使女人变成忠实、驯服的生育奴隶。同样，皆大
欢喜的爱情故事也有类似作用。它们把作贤妻良母的结局浪漫化，当成唯一值得梦
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来推销。因此，帕美拉式女主人公尽领风骚，其实指示着妇女在
精神上和生活中进一步被奴役的可悲事实。但也有人强调“高尚淑女”理想鼓舞妇
女的一面，说它为妇女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使她们得以为自己创造一种新“身份
”，一种自我意识，从而从无足轻重之辈一跃而为“主人公”。
从另一个角度说，不论如何评价《帕美拉》之类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作用，妇
女在小说之“兴起”中立了“汗马功劳”似乎总是事实。但是，翻开那些正统的文
学史，简?奥斯丁之前的女作家难得有幸占得边边角角的一席之地。直至今天，女
权主义运动在欧美校园里已颇有点声势了，但大学的文学教授若开十八世纪的英国
小说课，书单上也往往是清一色的男作家。为什么？据说是因那时的女作家思想浅
薄、艺术成就低。为什么女人水平低呢？按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些标准的思想基础
是什么？是为谁服务的？
一连串颇有点来势汹汹的“什么”和“为什么”，问得那些满腹经纶的男士们
也有些穷于招架。这些女权主义者千帆竞发、各持己见。十年前的激进派，而今几
乎成了保守党。有些在理论上不免偏颇乃至钻了荒唐的牛角尖，但大多数做了重新
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人类文化的开拓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文学
研究和文化研究而言，这无疑是当前西方学术界里思想最活跃而又最关切社会现实
生活的一支生力军。有如一股春风拂过，令人耳目一新。
回过头来再谈小说。
做小说先得有饭吃，而且识文断字。读小说必得有闲。这两条便圈定了“小说
与女人”这个话题的局限。本世纪著名的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他的两部小说近
年被成功地拍成了电影，连续被提名候选奥斯卡奖)在他的《霍华兹角》一书中描
述了一名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惨淡命运。故事刚开头不久，福斯特一反现代
小说里作家需要隐身的规则，跳到前台来自嘲地说：这只是个扒在悬崖边缘的可怜
虫。至于悬崖下的深渊，我们是看都不看的。当初在深渊中被残酷的原始积累无声
地碾碎了的千万女人自然既不会读小说，又无幸充当淑女浪漫史的主角。而今关注
此类议题的，也必是有文化、有教养的职业知识分子。无怪女权主义运动内部有人
批评说以大学为基地的“妇女研究”其实是白种、白领女性精神贵族的文化运动。
这大约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目前还难以逾越的局限性吧。 玛丽们的命运
如果我是任你吹拂的二片枯叶；
如果我是伴你飞翔的一朵云彩；
如果是你掀动的波浪，翻腾不歇
享受你神力的推动，自由自在，
几乎如你一般，无羁无绊！
熟悉珀西?雪莱的读者也许知道，这是他的著名的《西风颂》中的几行。假
如我不指明作者，请诸君来猜想诗人的性别，不知有几人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事实上，文学不但具有时代性，也是有“性别”的。二十世纪以前，女诗人如
凤毛麟角，并非偶然。因为写抒情诗不像写小说，可以躲到人物背后曲曲折折地表
达思想。妇女世世代代多受压制，几乎没有可能直抒胸臆。即使是男人，若不是拜
伦、雪莱一类贵族阶级的惯养娇生的逆子，又有几个能如此恣意纵情地讲话呢！何
况女人。就是雪莱的妻子，难道她能畅快淋漓地说出“无羁无绊”这样的话么？
当雪莱的妻子玛丽动手写作品、以自己的声音发言时，她选择了小说。这一耐
人寻味的选择告诉人们许多的事情：关于妇女、关于小说，也关于玛丽?雪莱所生
存的时代。不过这位颇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存在长久以来却被她丈夫的巨大身影所
遮盖。而她那位更有血性的母亲，在一个多世纪里几乎就消失在文学星空的幽暗角
落里了。这母女俩身后的境遇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外。在一部辉煌的文学史的背后，
野冢荒坟里掩埋着许多比她们更不见经传的女作家们一生的坎坷和努力。
玛 丽……
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生于一七五九年。她的父亲出身富裕的织工家庭。立业
之初，手头还颇有几个钱。在那时的英国，务农比做工身份上略高一等，就如在乡
下当绅士比在城里作买卖有脸面得多。于是玛丽的父亲买了块田产。只是事与愿违，
十年后他搞得倾家荡产，几至无以为生。由于这种家境，玛丽自小做了野孩子，
没得什么当淑女的教养。十八岁时，她毅然离家去闯天下。此后十余年中，她历尽
艰辛，先后当过伴娘、裁缝、学校教员和家庭教师等等。这些工作使这位性格奔放
的姑娘感到压抑。特别是家庭教师一类寄人篱下的职业。这种生活“使我们变成可
怜的软体虫”，她一七八七年写信给朋友说道，“但我却不愿爬行！”
此前她曾写了一本关于女子教育的小册子。这时便拿定主意前往伦敦，当一名
职业女作家。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到处都有点山雨欲来之势。连玛丽这个没见过太
大世面的外省女子也被一种历史使命感所鼓舞，壮怀激烈地宣布她要为妇女们拓路，
做“一个新种族的开山鼻祖”。
弗吉尼亚?伍尔芙写过一本生动活泼的小书，叫作《自己的房间》(一九二九
)，大谈五百英镑(年收入)一间房，乃是女人立身之本，云云。至今仍是西方女权
主义者们的必读书之一。其中一节谈到旧日里妇女的命运。伍尔芙说，设想莎士比
亚有个同样才华出众的妹妹。她自然不会象她大哥一样有机会进语法学校，但她自
己东捡西拾，也颇通文字。后来为了逃避父母操办的婚事，星夜出逃，步其兄后尘
去伦敦学戏。女人还能演戏？剧院经理嘴都要笑歪了。凭她有多少天分吧，就连看
门打杂的差事也甭想揽到。最后免不了是沦落风尘，直到怀了孕――说不定怀的就
是那剧院经理的孽种――只好一死了事，化作了伦敦郊外岔路口上的一处荒坟。
可知玛丽去伦敦的那点子行程未尝不是“山重水复”，并不如今天坐上电气火
车那么便当。不过，距离莎翁的那位假想的妹妹，到底又是两百年过去了。这期间，
妇女已荣幸地获准演戏。大概妇女从业也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吧――让演戏就还
要写书，一发即不可收拾。反正第一位知名的英国女作家阿芙拉?本就是演员出身。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一帮被称作“蓝袜子”的饱学多才的女士(Blue Stocking
Lad－ies)称雄文化沙龙，已被中产阶级文人乃至贵族社会承认。这些“蓝袜子”
们个个笔头来得，其中不乏职业(或半职业)女作家。
玛丽自然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开山鼻祖”。也正因并非头一个，她生存了下
来，并幸运地闯进了时代弄潮儿的行列。她所投奔的书商J?约翰生很有眼光，网
罗了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色彩的精英知识分子，其中有艺术家、科学家，还有日
后名动文坛的诗人布莱克、思想家兼小说家威廉?葛德文和托马斯?潘恩等。不久，
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先是一位改革派的教士在讲道中颂扬了法
国革命。英国的上层社会和富裕资产阶级一向以“光荣革命”的妥协传统自得，安
居乐业，害怕动乱，闻此如听警报。爱德蒙?帕克发表了赫赫有名的《关于法国革
命的感想》(一七九○)，为君权和等级制度辩护，反对革命手段，认定社会发展是
渐进过程，为英国正统舆论奠定了基调。笃信民主、自由原则的玛丽顿时拍案而起，
写了《为人权辩护》(一七九○)，比潘恩的《论人权》(一七九一――一七九二
)还早一年多。随后她又写了《为女权辩护》(一七九一)，理直气壮地打出了妇女
权利的旗号。在这旋风般的生活中，玛丽步入了而立之年，从一个在杂志上谈谈女
子教育、浪漫小说的捉刀文人变成了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她不但捍卫法国革命所
代表的原则，也抨击卢梭等启蒙作家在妇女问题上的偏见。这两部激扬热烈的檄文
赢得不少喝彩，也招致更多的抨击詈骂。玛丽全不在意。她搏击在时代的狂潮里，
无心似福楼拜先生那样对自己的行文一字三叹地推敲玩味，也无暇抚摸某些暗箭明
枪留下的轻伤。她实在是连自己都顾不得收拾，总是一头蓬发，一双长黑袜，连她
周围那些思想开化的男士也有点难于消受她的新女性风格，称她为“哲学脏婆”。
唯玛丽我行我素、文思如涌地写着。“我是伴你飞翔的一朵云彩”――一七九二年，
革命的风把她卷过海峡，送往巴黎。
三年多以后，玛丽带着一颗满是创伤的心回到英国。逢得小说里或小说外的女
主角们对理想或人生绝望，追究起来，到头来大抵总会发现某个男人“作祟”。连
玛丽这样的叛道者都未能打破这个定律。不免让人为古往今来的女人气懑。可能因
妇女历来当附庸当惯了，一向把男人视作自己生活的支柱和中心。这种状况已深深
刻进了女人的潜意识，玛丽也不能幸免。也可能对于女人来说，与她打交道的具体
的男人带有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异己的事物，代表着全体男人乃至整个社
会和外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男人大约也同此情此理。大名鼎鼎的哈姆莱特王子
不是因为母亲匆匆改嫁，受了刺激，进而便发现了整个世道的不平吗？――不过这
是题外话)。否则区区一个男人，负心也罢，不成器也罢，何至于有如此的打击力
量呢。
玛丽在法国所见所闻当然远非花团锦簇，一派光明。断头机上的斑斑鲜血留下
了难以驱散的心理阴影。但更为致命的是，她被爱人抛弃了。这是她第一次堕入情
网。玛丽向来认为浪漫故事所传播的“恋爱病”有害于妇女对平等和自立的追求，
对此颇加防范。她的第一本小说《玛丽：虚构的故事》(一七八八)旨在揭示现存婚
姻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幸。然而，凭她敢做敢当的为人，一旦她发现了爱，便投入
了整个的身心。虽无婚礼一类仪式，但这位天真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不只是严
肃的，而且简直就是神圣的。岂知对那个名叫英莱伊的美国男人来说，这不过是许
多逢场作戏中的一桩。这位不时大谈唯物主义和女权问题的严肃女性很快就令他头
痛不已，避之不及。几经折磨颠簸，玛丽终于对此人绝了望。一八九五年底，她带
着没有父亲的幼女范妮回到伦敦，心力交瘁。如果说她的信念和理智尚能与政治上
的失望与困惑对峙，尚能乐观地期望从法国革命的“一片混乱中将诞生一个较之以
往更公正的政府”(《从历史和道德的角度看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发展》，一七四四
)；那么，那颗受伤的女人的心则拒绝一切理性的劝告。在一个寂寥的夜晚，她投
身跳进了泰晤士河。
人事不省的玛丽被路人搭救上来。她毕竟命大，于是渐渐走出了失望的谷底。
实际上，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刻，玛丽也不曾中止写作和思索。一七九六年问世的
《北欧书简》成书于她自杀之前，笔调却惊人的宁静婉约。该书记述了作者目睹的
种种压迫现象，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不平的根源；也描绘了丹麦等北欧三国的风
土人情，充满诗情画意。也许爱情和痛苦使她在大自然中发现了新的美。也许做母
亲的经历给了她温柔恬静的眼光。这本书为她赢得不少赞誉和友情。赞美者中包括
当时正因《社会正义》(一七九三)一书而春风得意、名重一时的葛德文。葛德文与
玛丽也算旧时相识。此番重逢，两人成为挚友、邻居、爱人，并终于在一七九七年
结婚。他们婚后仍保留了原有两处住房，以便各自工作交友，互不干扰；大约类似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鼓吹的那种“新人”关系格局。他们两人或切磋商
讨，或调侃戏谑，颇为相得。连对婚姻契约关系戒心重重的玛丽也嘴软了几分。她
颇有兴致地对葛德文开玩笑说：“丈夫是屋里的一件十分便当实用的家具。”
她开始动笔写第二部小说《玛丽亚：妇女的苦难》。主人公玛丽亚被丈夫百般
迫害，送进了疯人院。在那里她与一名处境相似的青年男子邂逅相逢，由同命相怜
发展到一往情深。小说未写完，玛丽就永远搁笔了。这位勇敢的探求者被一种最古
老、也最寻常的妇女病――产褥热夺去了生命。小说的残稿表明玛丽亚的浪漫纠葛
将以历难历劫后的再度失望告终。作者以矛盾犹疑的笔触探讨着爱情主题，同时着
力摸索爱情以外的出路。玛丽亚和疯人院的女看守都是很出格的不寻常角色，特别
是那位饱经风霜、坚毅冷峻的女看守。她将帮助玛丽亚出逃。她们真能逃掉吗？她
们将何以为生？她们如何能躲过父权社会这座“大监狱”的惩罚和囚禁？作为作者
的玛丽甚至没来得及以自己满意的方式提出问题。
人们常常谈到生命和历史发展的接力进程，仿佛从这延续性中找到了一种悲壮
的生存意义。但当这个比喻变成真真切切的事实，有时却这般的严酷而又平凡：为
了她的女儿来到人间，玛丽躺倒在产床上，再没能起来。
又一位玛丽……
这个女儿也叫玛丽。不是街上随便拈来的一个玛丽，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文学遗产继承人――玛丽?沃斯顿克莱夫特?葛德文?雪莱(一七九七――一八五
一)。她少年时游离在继母所代表的“正常”家庭生活之外，在母亲的墓旁度过了
许多时光。在那里，她默默地从书本中寻找失去的母亲。也是在那里，她初次得到
推崇她父母的诗人珀西?雪莱的求爱。死与生、与爱、与文学纠结在一起，这姑娘
年轻的生命仿佛是一首充满了玄奥象征的诗。当她与已有妻室的雪莱出逃私奔时，
年仅十六岁。当时已日趋保守的葛德文对此勃然大怒。此后他们几次流亡国外，度
过了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许多的生与死、爱与恨在她身边流旋着。先是她的异父
姐姐范妮自杀了。雪莱的妻子哈丽艾特也自杀了。后来她与雪莱正式结了婚，但仍
不被体面的英国社会所接受。法院否决了他们收养珀西前妻所生子女的权利。债主
们常追逼要账。珀西的贵族家庭拒绝给他们充分的经济支持。连葛德文也不愿公开
跟他们打交道，但却五次三番跟珀西要钱。这期间，玛丽五次怀孕。其中一次流产，
大伤元气。其他四个孩子三个夭折，头胎女儿还没来得及起名字就死在襁褓里。
当珀西本人一八二二年出海遇难死去时，他的饱经忧患的未亡人尚不足二十五岁。
这位玛丽，如耶鲁的名牌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说，即使她乎生不碰文墨，
也是文学史不能完全忽略的人物。何况她写了《人造人的故事》(原名《弗兰肯斯
坦》，一八一八)这部浪漫主义奇文。作品上承古堡幽灵式哥特故事的传统，下开
现代科幻小说之先河，雅俗共赏，颇得好评。自从发明了电影，以它为原型改编的
影片陆续不断地问世，总有不下三四部。“下里巴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喜爱可见一
斑。另一方面，象多数浪漫主义作品一样，《人造人的故事》编造了一个神话，构
造着一套象征体系。故事本身虽不复杂，但它所包含的神话却如此深入西方文化的
脊髓，以至近年来许多学者教授们忙不迭地撰文著书，演绎出许许多多的道理来。
这本薄薄的小书便俨然进了文学史的“正册”。
小说的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个才气横溢、雄心勃勃的科学家。他在幽
暗、污秽的实验室里日夜工作，终于实现了制造生命的梦想。但当那堆胡乱拼凑起
来的肢体活过来时，维克多却又惊恐又厌恶地发现自己制造的是个面目可憎的庞然
怪物。此后便是一系列的对抗和追捕。维克多想收回自己从科学“魔瓶”中释放出
的妖怪。而怪物觉察到他的敌意后变得狂暴凶狠，反过来向维克多寻报复，并残害
不少无辜。不止歇的追捕伴着一连串的毁灭，一直通往极地。冰天雪地的北极标志
着大自然划定的极限：死亡是创造者和他的创造物的共同的归宿。
小说的副题“当代普罗米修斯”表明《人造人的故事》企图改写浪漫主义的神
话。玛丽?雪莱简直有点反珀西之道而行之。她不象珀西那样将撒旦一类反叛英雄
上升为普罗米修斯式人类解放的先驱；却使理想主义者维克多的追求导向令人毛骨
耸然的怪物。在她笔下，“当代普罗米修斯”成为作法自毙的浮士德的翻版。
登高而跌重的人物(overreacher)一直是近代西方文学中挑大梁的角色之一。
莎士比亚的那些形形色色、虎虎生气的野心家们大都属于此类。其代表人物自然首
推那位为了获得无涯的知识和力量而与魔鬼订约，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博士。不畏鬼
神、渴望突破局限、追求无限发展的浮士德精神带着新兴势力开疆拓土的气派和锋
芒，也打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然而并非狭义的利己主义)的鲜明烙记。这些人既被
赞美、也被惧怕。不论在马洛和莎翁的剧里，还是在歌德的诗作中，浮士德们或理
查三世们每每终不免作了自己勃勃雄心的牺牲品。大概因为诗人们虽不能不为新时
代的主人公们所吸引，却也意识到了这种膨胀的个人意志包含着某种对人类共同生
存的威胁吧。
《人造人的故事》中的无名怪物就是这种威胁的体现和化身。但他又远不只是
个杀人魔王。他是理想的产物，也是正统西方文化的虔诚弟子(他的启蒙书包括普
鲁塔克的《名人传》、《失乐园》及《少年维特的烦恼》等经典著作)。他是维克
多的升华，比维克多更诚挚热烈地在茫茫人间求索着；他又是维克多的蜕化，以狂
暴的自我中心的欲念和仇恨夸张表现了维克多身上温文尔雅的自私和残酷。他象玛
丽?雪莱一样，是个没有母亲、并不被自己的父亲和“文明”社会所接纳的孤儿。
他是被造物主遗弃的亚当，因而变成比撒旦更绝望的魔鬼。怪物的自述嵌在多层框
形叙述结构的正中间，是小说的参不透的“黑暗的中心”。
总之，《人造人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创造和追求的忧心忡仲的寓言。它包罗万
象。从对某种高尚社会理想的追求到有如十月怀胎的文学创作，从现代科学技术中
的发明探索到血肉之躯的母亲生儿育女，都可与弗兰肯斯坦创造生命的这场恶梦挂
起钩来。玛丽?雪莱笔下的当代普罗米修斯并不是拯救众生的英雄，也不是受神力
推动的“无羁无绊”的开拓者，却是被现实条件制约的矛盾重重的凡人。维克多为
他所使用的材料所局限，因而造出了意想不到的怪物。这未尝不是生存于柴米油盐
的现实世界中的女人对遨游于理想幻境的珀西?雪莱们的一条中肯的评议。
如《人造人的故事》所示，玛丽?雪莱早在一八一八年就对浪漫主义追求抱有
十分矛盾的态度。雪莱去世后，她便趋于安分守常了。人们惊诧地发现这位有名的
“道德败坏”的女人竟然“淡泊、安静，娴雅温文”，看来全然不象个“怪物”。
当年与珀西一道造反的难兄难弟则失望地抱怨说：“玛丽是顶顶守旧的奴隶。”的
确，玛丽作为沃斯顿克莱夫特的女儿和珀西?雪莱的妻子，后来竟力求与现存秩序
相安无事，不肯出面支持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进步事业，却不遗余力地为
儿子谋求继承雪莱家庭的名号和家产，这不能不是一个辛酸的讽刺。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也不可能总是)“高歌猛进”的。众所周知，拿破仑
滑铁卢兵败山倒，整个欧洲经历了一段压抑低沉、万马齐<SPS=1161>的时光。沃斯
顿克莱夫特热烈倡导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理想，被现实中一个与贵族老爷联营
的资产阶级政权老实不客气地镇压了。玛丽?雪莱少小时虽受父母当年的激昂文字
的哺育，但她也目睹着父亲日渐保守，时时听闻对母亲的谩骂、斥责。这些都在她
心中留下了相互抵触的信号。青年时代天涯流落，也不尽如浪漫的梦想。孩子们接
踵死去，自己尚是半个孩子的小玛丽不能不怀着某种惶恐检讨人生；风闻珀西的前
妻投水自尽，她又怎能闭目不视雪莱一桩桩浪漫恋情的残酷的另一面；而当她的丈
夫又开始给别的女人写起星星月亮、大海森林之类的情诗，恐怕任何审美感都不能
使这位备受磨难的妻子轻松地欣赏这新的诗思的火花。她爱雪莱，也爱他关于人类
未来的梦想。但即使在她小小的天地里，拜伦－雪莱式个人反抗的英雄也拖着一条
抹不去的阴影。大至时代潮流走向、小至为妻为母的人生境遇，都为玛丽造就了一
种自相矛盾的双重眼光。或许正是这种深刻的矛盾性使她选择了小说这个能容纳多
种不同声音对话的艺术形式。
两代玛丽的命运从一个小小侧面揭示了妇女解放运动以至人类进步所经历的曲
折历程。伟大的时代触发伟大的欲望和激情。而当整个民族在徘徊中前后瞻顾之时，
当拜伦、雪莱那些执迷不悟的梦想家们纷纷辞世而去以后，充当了幸存者的玛丽
?雪莱便成了一个比较黯淡的过渡时期的剪影。她在另一部小说《最后的幸存者》
(一八二六)中别情依依地回顾了逝去的浪漫诗的岁月，预言着现存世界的毁灭并表
达了幸存者的孤独和悲哀。小说一问世，便惨遭迎头痛击。批评者或云此乃“精心
炮制的阴沉愚昧之作”，或云它是“病态想象及低下趣味的产物”，不一而足。此
后，玛丽便索性采取了矮房檐下快低头的弱者策略，把不合时宜的思想感情统统打
入“地下”，在后来的几部小说中张起正统的“高尚淑女”的幡子来。
两位玛丽都是当今女权主义者们重写历史和文学史时的热门话题之一。这固然
因为沃斯顿克莱夫特是第一位提出激进女权主义政治主张的人，而玛丽?雪莱是一
名耐人寻味的“怯阵者”。同样重要的是，她们的作品揭示了女性生活经验(如不
平等的两性关系、婚姻、生育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妇女思想
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既依存、又抵触的复杂关系。
不知是女权主义批评勾起了其他学者们的再思考呢，还是文坛上几十年河东、
几十年河西，此际又合该轮得玛丽?雪莱出点风头，反正近来有不少与女权主义毫
不相干的“学术权威”们也出头来替她摇旗呐喊。前边提到的布鲁姆教授一九六五
年亲自为《人造人的故事》写后记，说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普罗米修斯主义至
今仍在行世，小说提出的问题并未过时。两位颇有名气的小说批评家乔治?莱文和
U.C.克诺普弗马赫合编了论文集《弗兰肯斯坦的持久生命力》(一九七九)。莱文还
在《现实主义想象》(一九八一)一书中指出《人造人的故事》代表了从浪漫主义到
现实主义的转变，为“其后形形色色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一个叙事模式和一
个象征”，从而肯定了该书在“正宗”文学中的地位。
说来作史作论的墨客文人又何尝不是在干着弗兰肯斯坦的营生――他们时不时
地“掘墓”，试图赋予那些死去的人与文以新的生命。焉知他们不会造出可怕的怪
物来呢？
想来虽也让人有几分耸然，人们却都不肯就此偃旗息鼓，束手无为。连玛丽?
雪莱也并不是那么彻底安分守己的贤良淑女。她在一八三一年再版序里仍深情地称
《人造人的故事》为“我可怕的孩子”。她岂会不知弗兰肯斯坦们的追求与痛苦远
比小说结尾处关于“在平静中寻找幸福、切忌野心勃勃”等苦心教诲更动人心弦呢
？大概人类注定要不断同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搏斗，与它一道磕磕碰碰地去塑
造未来吧。
在这个意义上，玛丽?雪莱留下了一个永生的神话。 阁楼上的疯女人
我早些年读小说，很爱“对号入座”，与主人公们哀乐与共。一本书读下来，
“涕泪沾衣巾”的时候也是有的。及到后来念了几本文学批评，方知这并非“高层
次”的阅读，不大为学者们看得上。然而终有些本性难移，至今仍旧比较地偏爱那
些能让自己“入境”的作品。
有很多小说人物的特征在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就是说，不大“对”得上“
号”。比如说《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小姐的俏皮伶俐。或者那位“乱世佳人”
(《飘》的女主人公)的某种天真、自私、而又专横泼辣的“强人”精神。那时在西
方小说中最觉相通的，似乎要数《简?爱》了。也许因为我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赶
上了“文化大革命”，很遇了些坎坷，只身飘零，于是对简?爱这样独自在充满敌
意的大世界里挣扎奋斗的孤儿颇有些同命相怜之感吧。因此在我“设计”人生时，
这位相貌平平、无依无恃的小家庭教师便常常闯进心扉，分我一些她的忧郁的沉思，
她的压抑着的渴望和她的半消极的坚韧的抗争。至于她患难中终逢知己的灰姑娘
结局，明知是俗而又俗的老套，也照样为之怦然心动。
对那位疯罗切斯特太太伯莎，我当初却连一个念头也没转过。她似乎并非一个
血肉的活人，而只是简?爱追求幸福的“天路历程”中的一个障碍物，就如童话故
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作梗的坏蛋、野兽或妖魔。直至很久以后，读了福克纳，方闷
闷地想到：不知从伯莎的眼看去，世界当是怎样的。忽视了伯莎的，自然也不只是
孤陋寡闻的我。《简?爱》问世之初，引起了颇热烈的反响，褒贬都有，但伯莎的
名字却鲜有提及。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疯老婆”的身价渐渐地高了。至数年前两
位美国女学者S.M.吉尔伯特和S.古芭合写了一本旁征博引、包罗万象的大部头，名
为《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九七九)，把这位被幽禁的疯子干脆请进了大标题。这部
书的影响已远远地逾出了女权主义的圈子，成了当前英美文学批评中不可漏读的重
要著作之一。
白雪公主的后妈及其他
读过几本狄更斯小说的人，到后来难免对他的“善有善报”的结局有点不耐烦。
英国古典小说似乎特别地偏爱神话故事的皆大欢喜的收场。这大约也从某个角度
折射着其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发展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情绪吧。著名的文
学批评家N.弗莱在《世俗的圣经》(一九七九)中说，这类的民间故事或罗曼司都具
有某种天然的“革命性”：主人公们往往是孤单弱小的少男少女，而他们的对头不
是有权有势的国王王后，就是力大无穷的巨兽妖魔；最后，善良的弱者必定战胜、
取代邪恶的强者。
这当然是言之有理的，然而仅只是一种理解方式。吉尔伯特和古芭就不认为神
话故事中的“坏蛋”理所当然是“邪恶”与“权势”的化身。她们选择了“白雪公
主”作解剖的例子，从另一个角度来挖掘童话故事的道德意义及其与社会主导意识
形态的关系。
她们认为，“邪恶”的王后至少是和白雪公主同等重要的主人公。故事的中心
冲突发生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其中王后是主动的行动者与挑衅者，她的活动推动着
故事的发展。引起这场冲突的，则是那面神秘的魔镜。镜子代表着某种权威。它的
评论举足轻重，而它所衡量的绝不只是容貌的高下。如故事所逐步展示的，这两个
女人的差别，首先在于她们迥然不同的思想风貌和行为方式。镜子肯定天真、无知、
顺从的白雪公主，贬低野心勃勃、计谋多端的王后。白雪公主流落在大森林里，
被七个矮子收留，她无私，忍让，兢兢业业地为他们料理家务，充分显示了“女性
的美德”，深得众矮子爱戴，与不择手段、一心谋求出人头地的王后恰成对比。
正如吉尔伯特和古芭所说，镜子对白雪公主和王后一褒一贬，代表着资产阶级
父权社会对妇女的评价(值得顺便说明的是，我们所熟知的脍炙人口的西方民间故
事都是十七世纪末以来陆续由文化人收集、整理、改编的，因而并不纯粹来自“民
间”，传达的思想也不尽然“古老”，却相当有效地为建立资产阶级秩序尽了一臂
之力)。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形象便成了西方文学中俯拾皆是的人物原型。女性形象
往往都被归入了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不是贤媛，便是荡妇；不是天使，就是恶魔。
在英国，从十八世纪喋喋不休议论的“高尚淑女”到十九世纪有口皆碑的“家庭天
使”，都是资产阶级对妇女的直言不讳的要求。想想理查逊的女英雄们。想想菲尔
丁的索菲亚和爱米丽亚。想想司各特、狄更斯或特罗洛普的正面女主角们。还有弥
尔顿笔下罪过深重的女性老祖宗夏娃。可以说，对于妇女来说，迄今为止的父权社
会所创造的文化就如那面法力无边的魔镜。
吉尔伯特和古芭们的立意自然是向“镜子”挑战，向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伟
大的文学传统挑战。
分裂的人与分裂的文
妇女们历来大抵通过男人的眼来看自己。因为她们没有别的价值标准，没有别
一套语言工具来思索人生。因而旧日的中国颇不乏一些为一对三寸金莲而自豪的女
人。在一些西方国家，妇女们对自己的理解则往往脱不出“天使／恶魔”的框框。
她们唯恐自己不是人人称颂的纯洁无瑕的天使。只是天使的高度实在难以维持。它
不仅排斥凡人的七情六欲，也远离妇女们在等级社会中生活的现实。于是她们不能
不疑惑自己心中也有个作乱的恶魔。换句话说，所有的女人都患“精神分裂症”。
她们既是白雪公主，也是“邪恶”的王后，既想遵从父权社会提出的理想和标准，
又试图忠实于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经验。
对现代精神分析学略知一二的人不难认出，这个说法有点弗洛伊德味儿。这里
，妇女人格中的“白雪公主”大约相当“自觉的意识”，而“邪恶王后”似是被压
抑的欲念和情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吉尔伯特和古芭强调这种人格分裂是特定
历史和特定文化的产物，并不一味奢谈个人欲望与社会制约的“永恒”的冲突。
把这个人格分裂的模式安到“白雪公主”中的王后身上是否得当，我是很怀疑
的。故事中没有什么内容揭示了她的内心矛盾。倒是白雪公主并非天衣无缝的“模
范”女性。她很容易受骗。照格林童话所述，王后曾三次乔装前往，用梳子、花边
、苹果等小物品来引诱她；而她虽明知矮子们有警告在先，却依然每每上当。一位
研究童话与儿童心理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说：这说明那位后妈的诱惑何等地接近
白雪公主的内心欲望。不过，无论白雪公主们当如何定论，说简?爱这样的人物具
有深刻的两重性，却是无可辩驳的。
不知是谁最早指明了简?爱的“二重性格”。总之这不算什么标新立异之说。
四十年代里已有位叫R?蔡斯的学者在一篇颇有影响的短文中指出简?爱的灵魂是
两种对立势力的争夺地：一是以疯女人伯莎为化身的个人欲望和激情；一是以简?
爱的表哥圣约翰?里弗斯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追求。还有位批评家D?洛奇深入分析
了《简?爱》一书的象征体系中诸自然原素的对立，首先是火的意象与冰、水、土
等等的对立，及其与女主人公的内心矛盾的对应关系。E?苏瓦尔特在《她们自己
的文学》(一九七七)中又再次论述了简?爱的内心分裂。伯莎仍无可争议地代表着
矛盾的一面，体现着“女人的‘动物性’的方面”。简?爱少年时被关在
红屋子里，曾象疯子似地歇斯底里大发作，与后来伯莎的处境和行为不无相似。另
一面则以简?爱在劳渥德学校的女友海伦为代表。海伦善良、谦卑、坚忍，逆来顺
受，否定肉体与现世，一心追求来世与神恩。苏瓦尔特认为，简?爱逐步超越、克
服这两种对立的极端――即社会划定的天使／恶魔的角色――便是她成熟的标志。
她抵制住了罗切斯特的感情的强攻，不肯做他的附庸兼情人；也不允许里弗斯借用
上帝的名义把没有爱情的婚姻强加给她。在这双重拒绝中，简?爱发现了自己的意
志、尊严和价值。
吉尔伯特和古芭进而把女主人公的人格分裂视为妇女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
她们看来，《简?爱》的中心故事不是关于简与罗切斯特的爱情，而是她与伯莎相
逢遇、相认知并相冲突的过程(339页)。她们指出，伯莎每次显现都与简?爱心中
骚动的不满相关。她来到罗切斯特的住宅桑菲尔德教家馆，生活如一潭死水，不禁
感到窒息，渴望着更充实、更丰富的人生。她不时独自到三楼踱步，于是听到了伯
莎的令人耸然的神秘的笑声。她与罗切斯特订婚之后，罗切斯特对她虽百般宠爱，
却不自觉摆出了“主子”的姿态，一会儿赠首饰，一会儿赐衣衫。简?爱敏感地嗅
出了日后婚姻中的不平等，很有点惴惴不安。在婚礼前夕，幽灵般的疯伯莎便出现
在她的卧室。简?爱甚至梦到过桑菲尔德的毁灭。照吉尔伯特和古芭的说法，“桑
菲尔德是罗切斯特权力的象征，是简的被奴役的地位的象征。简摧毁这大宅的潜在
愿望，后来由伯莎付诸实施了”。
把伯莎每次出场都与简的情绪联系起来，有时不免牵强附会。但正象蔡斯和苏
瓦尔特们的评论表明的，这两个人物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忽视的。“你以为，倘若你
疯了，我会恨你吗？”当伯莎事发、罗切斯特与简?爱结婚的打算受挫后，他恳求
简?爱与他私奔，为了剖白心迹，他这样问道。但简并没被爱情灌醉。于是她答道
：“是的，先生，我认为你会。”简?爱虽只听了罗切斯特一面之辞，但她本能地
模糊意识到了另一个故事的存在，在那个故事中，伯莎是金钱交易和资产阶级婚姻
契约的牺牲品。她在伯莎的不幸中认出了自己。简深知倘若此时她听任自己屈从于
罗切斯特的意志，那么她迟早会落到伯莎或罗切斯特众多的旧日情人的可悲境地。
小说接近收尾时，出现了一连串意外的事变：简?爱从海外继承到一份不期而
来的遗产；伯莎烧毁了桑菲尔德并葬生于大火；罗切斯特在这场灾祸中受伤身残、
双目失明。按照写实主义的叙事原则，这些偶合都是违背“可能性”
(Probability)的事件。不过，如此随心所欲的奇想也未必都应鄙弃。考究起来，
世人所公认的所谓“可能性”，其实是受社会常规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有
悖于“可能性”的文学想象常常表达了某种变革的意愿。在《简?爱》中，伯莎最
后发动的一场家庭“革命”，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主人”罗切斯特变
成了需要扶助的弱者，而“佣人”简?爱却成了强者。这种变化保障了简在日后的
婚姻生活中不但可以和罗切斯特平起平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当家作主”。
说这些符合简?爱的内心愿望，实在毫不为过。虽然“烧房子”之类的极端“革命
”行径是唯有那无法无天的疯子才干得出的。
每个善良、温顺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癫狂的影子。吉尔伯特和古
芭们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在抨击传统的父权主义文
化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毒害，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掩饰的一面：即她们的痛
苦和她们的愤怒。
主人公的两面性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妇女的文
学作品在本质上就是矛盾的，歧义的。自“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批评行世
以来，寻找作品中的“裂痕”和自相矛盾之处已是颇为时髦的事。不过，对一些古
道热肠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来说，这不是卖弄机智或学问的文字游戏，而是在力图
诊治一种植根于具体的压迫和具体的痛苦的病态的文化现象。男作家们所创造出来
的文化传统，是知识妇女在精神上的“父亲”。她们不能不受其影响，并向之表示
依恋和忠诚。但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不感受这种传统的异己性。女作家，尤其是
早期女作家，痛切地意识到在社会地位、教育水准及谋生机会等等各方面自己与男
作家都有悬殊的差距。她们也很难全盘接受男作家笔下的妇女形象。因此，女作家
们大抵都是有意的或无意的“两面派”。她们一面在模仿，一面在“篡改”，从遣
词用字、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以及象征的运用等各个方面来“修正”那个喂育了她
们的文学传统。以疯女人来补充为父权社会首肯的虔诚、顺从的“白雪公主”，只
是这种“修正”的触目表现之一。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人格分裂的女主
角们，还有一部部“文格”分裂的作品。
如同许多鼓吹新观点的人，吉尔伯特和古芭也好作惊人之语。听者的第一个冲
动也许就是想跟她们争辩一番。比如说，经她们一诠释，女作家们笔下的“邪恶王
后”式的反面女性似乎个个成了反抗的英雄，让人觉得也未免太武断、太片面。然
而听她们从奥斯丁讲到伍尔夫，从伊丽莎白?勃朗宁到爱米丽?狄金生，如数家珍
，娓娓道来，也不禁会被吸引，仿佛是被带到了魔镜里面，全然换了一个视角，于
是熟悉的人物和场景都陌生了，都变得可惊可诧、耐人寻味了。
一百多年来，简?爱和她的影子伯莎一次又一次地在人们的心头和笔端“复活
”着。吉恩?瑞斯的《茫茫萨加索海》(一九六六，中译本名为《苍海茫茫》)就以
伯莎为主人公。伯莎饱经磨难，孤苦伶仃，竟活脱脱又是个简?爱！只是简?爱生
活在扩张时期的英帝国的老本营，尚能最终赢得尊敬和爱情，并从海外殖民地(！
)得一份遗产；而伯莎生长于阶级矛盾、种族矛盾高度激化的殖民地，只演得一场
从不幸到不幸的悲剧。几年之后，著名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小说《四门城》
(一九六九)中也再度描写了出身英国世家的男主人、他的疯太太及青年女管家玛莎
之间的“三角关系”。旧的情节框架还被使用(我常常揣想，写出新颖独到的人物
或对话等等大约出于个人的天才，但新的情节模式的产生，却有赖于社会的演化和
变迁。未知可有几分道理？)，但早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这里，疯狂已不只是
对妇女地位的抗议，小说的重心也不再是爱情。如果说《苍海茫茫》把视野扩展到
西方世界的边极，对简?爱式的奋斗提出了疑问；那么《四门城》则通过某种先知
式神秘主义的经验将妇女的个人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四门城》以热核爆
炸及劫后余生收场。这个阴郁的预言体现着现代简?爱们的襟怀和觉悟，也浸透着
她们的忧惧和惶惑。 女人的危机和小说的危机
这个题目大得吓人。我自然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要讲的其实不过是关于一
本书的某一两点心得罢了。
这本书就是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一九六二)。
《金色笔记》并非轻松读物。如果说读书如行路，恐怕只有认真关注莱辛所提
出的问题的人们才会耐心地一丝不苟地走完《金色笔记》的全程。这是一部从内容
到形式都相当复杂的作品，具有多层结构和多重主题――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省
到五十年代中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幻灭；从当今世界的纠纷冲突到所谓的“
性战争”；从挖掘集体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到关于人类未来的预言，可以说包罗万象。
其中的“玄机”，非但我不能一一讲清，就是作者也未必想明白了。
对于我，就如另一位著名英国作家安?伯吉斯所说：“莱辛小说的长处在于它
所包容的愤怒和希望。”小说的复杂结构有如一个迷宫。然而，一旦我们深入其中，
便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熟识而亲切的世界。书页中的女主人公和书页外的作者似乎
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跌跌绊绊地摸索人生的热肠人，而不是在天边冷漠地修指甲的什
么神明。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小说里，难得读到一本书这样直接地撞击读者的心。
也许因为我是个女读者。
也许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也在失望的泥沼中跋涉过。
“自由女性”的困境
“《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最重要的著作，它在整整一代妇女的思想和情
感上打下了烙记”――该书平装版本封面上引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这样宣扬道。出版
商自然是意在推销，但那番评议却并非虚言。
小说的中心人物安娜和她的女友莫莉都被置于“自由女性”的标题之下。她们
是离了婚的单亲家长，独立支持，抚养儿女；各自都有工作(安娜是作家、莫莉为
演员)，在经济上不倚仗他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孜孜求索，不肯盲从。作为独
立不羁的新型女性形象，她们在小说初问世的六十年代激动了一代西方妇女。然而
，二十几度春秋过后，如今的年轻的――以及不那么年轻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们
回过头来看安娜，不禁对她的保守和软弱痛感不满：安娜们对男人仍有很深的依附
眷恋之心；她们被世代相传的蔑视妇女的思想所毒害，不时流露某种自我厌恶；尤
为重要的是，她们还代表着从政治斗争退却的消极倾向，等等。此类种种议论，不
免有点象目前在中国被讥为“政治图解”、“上纲上线”的“功利主义”批评方法
。不过，古往今来，这也总是人们对文学品头论足的一部分，而且常常与富于能动
性、战斗性的年轻的社会思潮相联系。今后大约也依然会存在下去。只是这些热心
的女权主义者们似乎漏读了小说的讽刺性。以至作者后来觉得有必要自己出面声明
：“自由女性”实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
安娜曾向一位对她羡慕不已的已婚妇女说：“我并不自由”。“不自由”有多
重的原由和多重的含义。在安娜谈话的上下文中，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她也象那位妻
子一样依赖于男人――至少心理上如此。她也渴望稳定专一的爱情，却又疑心重重
，时时准备候补被欺骗、被遗弃的妻子的角色。当与她共同生活几年的男友麦克尔
离她而去时，安娜勉强维持了“自由女性”的开明态度，但实质上却象老式的“受
害”的妻子那样，一肚子的凄惶。后来她在半疯癫的失控状态下结识了索尔，举止
便更似吃醋的女人。每逢索尔外出，她常常要歇斯底里地发作一番。
忌妒心和不安全感是依附心理的必然伴生物。而潜伏在依恋之下的，则是一种
深深的恐惧和危机感。把男女间的情爱与恐惧扯到一起似乎有点玄。其实多数爱情
故事都拖有一条忧惧的阴影(想想林黛玉们！)。若不是怕女儿老大嫁不到如意郎君
，日后衣食无靠，《傲慢与偏见》里的班纳特老太太何至于那般手忙脚乱地为自家
丫头们张罗婚事呢？当然，经过许多代妇女的担忧、挣扎和奋斗，如今安娜已不需
要一个男人来安排她明日的吃、穿、住。她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婚姻市场上找丈夫
的艰难，也不是贤妻良母们的娜拉式的觉醒，而是娜拉们出走之后的迷惘。安娜的
恐惧和忧虑无疑更博大、更深刻。这位在南部非洲长大、富于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
对种族主义的愤慨和对五十年代初英美冷战政策的抗议，曾积极投身于左翼政治活
动并一度加入英国共产党。随之而来的是疑惑与失望――对苏联失望、对本国共产
党不满，以及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困惑不安。象许多在“红色”三十年代成
年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安娜在创巨痛深的幻灭感中长久地踯躅仿徨着。双重
的疏离感折磨着她。她一方面对现状下的英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失望；另
一方面又不能心安理得地回到早已被她自己批判否决的旧资本主义体制中去吃一份
中产阶级的黄油面包。她所眷恋的传统人道主义似乎于世道无补；她从事的具体文
牍工作并不展示多少令人鼓舞的意义；甚至她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和信心也几乎丧失
殆尽。整个世界似乎被盲目的恶意和暴力所统治。她在笔记中记下了一起又一起的
战事、屠杀和暴行。内在与外在的“混乱”使安娜终日惶惶。正是这种精神上的“
破产”状况使得男人在她这般的“自由女性”的生活中显得举足轻重。
《金色毛记》涉及的几桩男女恋爱都有如是长时间的角斗(相形之下，安娜和
莫莉间就有属于同一“营垒”的信任感，相处亲切自然)。其中安娜和索尔的关系
被明确地比拟成了“狱吏”与“囚徒”。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些评论者认为
这部小说表现了所谓“性战争”。莱辛本人对这种见解颇不以为然。事实上，不论
两性间的对立关系是否有某利永恒的客观的生理基础(小说中一个人物断言说有)，
在莱辛笔下，两性冲突首先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且与更广泛的时代矛盾交错关联
。安娜虽已争得了某种经济独立和行事的自由，却仍然未能逃脱被视为“有价商品
”的命运。一些妻儿俱全的“体面”男性把安娜一类单身妇女当作解闷的饭后点心
，逢得太太们出门便打电话来相邀。也有的男人把情人视为“成功”的三大要素(
发达的事业、美满的家庭和漂亮的女友)之一。无怪安娜们痛感屈辱和愤怒。即使
象索尔这样深切感受现代西方社会的冲突和弊端的反叛的游离者，也不能真正摆脱
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果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惧在安娜们身上的表现形式之一是
不时地渴望退缩回到旧式的受保护的“弱女子”位置；那么在索尔们身上却表现为
神经质地逃避传统的“男子汉”的角色。他们之间相互需要而又相互敌视的关系既
表现了父权制度留下的病态的心理烙痕，也渗透着现代人的危机感。
甚至以“自由”一词来标榜妇女的追求也体现了现存的文化结构对于人的制约
。象与之相关的“人权”“平等”之类的概念，“自由”也是当初资产阶级借以谋
求变革封建秩序的旗帜之一，不但有具体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也有着心照不宣
的性别歧视的含义。“人权”从字面上说是“男人的权利”。“自由”自然也是男
性资产者们的自由。怪不得安娜说，“自由”就意味着“象男人那样地生活”。然
而，那些追求发财、追求“成功”的男人又何尝“自由”！连如天马行空般独往独
来的索尔都不免是社会的奴隶。索尔一开口，常常象放机关枪一样射出成串的“我
”字来：“我是”，“我要”，“我不”，“我将”，“我想”……在他的自我中
心主义大爆发的片刻中安娜在他身上认出了自己，以及四周围的芸芸众生。她意识
这主宰一切的“我”字可以是怎样的精神牢笼。当安 娜这样的勇敢的女性初步争
取到了象男人一样的工作、参政、交友的权利，她们便看到了这“自由”的边界。
莱辛不把安娜们写成冲决罗网，一往无前的英雄，却写她们左右掣肘，往复逡
巡。这并非她的怯懦，却是她的深刻。她试图指出“自由女性”这个目标的局限性。
谋求妇女的真正的解放，不能只靠伸张曾遭受不合理压制的个人欲望或争取某些
男人享有的权利，而需更新整个的世界和全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后一任务的艰巨
和渺茫，使得安娜们在追求希望的路途上遭遇绝望，试图开拓未来却又蹒跚于“过
去”的重负之下。 四分五裂的“故事”
《金色笔记》一书的结构安排曾引起颇多注意。该小说不分章，以名为“自由
女性”的传统第三人称中篇故事为支撑的框架，讲述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业。“
自由女性”被分为五节，每两节间夹着一大段所谓的“笔记集”，其内容分别从安
娜的四个笔记本(即黑色、红色、黄色、蓝色四本)中依次取来。在最后一节“自由
女性”之前又插入独立的一节，即“金色笔记”。黑色笔记本中记述了安娜在非洲
的某些经历，她的第一部小说《违禁的爱情》即为这段生活的产物。红本记录着与
政治活动相关的事。黄本中是一部未成形的小说的草稿，描写一位名叫爱拉的女人
的爱情纠葛。蓝本是安娜的日记。
这种结构安排与莱辛的早期小说形成触目的对照。她的多部曲长篇《暴力的儿
女们》袭“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传统，以写实手法记叙了一名青年妇女
的经历，流露着俄国小说的那种忧世热肠，也不免自然主义的冗长描写。因而《金
色笔记》一书精心安排的万花筒式的“混乱”引起不少批评家的注目，认为该书是
莱辛偏离现实主义的标志，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
这至少说中了一半。因为《金色笔记》的确是对文学和小说的一种再思索。它
有意强调理性化语言与客观存在的差距和矛盾。一般说来，语言总是力求趋近一种
秩序，一种解释(经现代科学和工业再“铸造”的语言则更重分析推理)；而实存的
生活在本质上就是亦此亦彼、亦因亦果的说不清的混沌整体。安娜之所以同时用四
个本子，是想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私人生活与政治事务等区分开来，以便
在思想混乱中维持某种秩序。然而，笔记的实际内容却成了对安娜的原始意图的嘲
弄。有关政治的内容没能被“关”在红色笔记本内；而应为纯粹的私人日志的蓝本
有时竟成了报刊新闻剪贴簿。
幻想与“真实”的界限和关系也变得难以确定。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力图
使读者相信自己的叙述是“真”的，《金色笔记》则在不断地提醒人们语言世界与
实存生活之间错综复杂、令人眩惑的关系。黄色笔记本中的爱拉是个虚构人物。但
当我们把许多支离破碎的片段凑在一起，便可看出虚构是何等地近似于纪实！怪不
得安娜本人在另一处说：爱拉就是安娜。另一方面，力求写实的语言却又注定要背
离“真实”。安娜总在为她那本畅销的处女作《违禁的爱》羞惭。因为它把有关种
族隔阂与种族压迫的残酷而又平淡的生活现实转化成了一部老式的感伤、浪漫小说
。安娜力图对自己诚实。然而她惊恐地发现本应最“真实”的私人日志(蓝色笔记
本)其实也一样虚假。在蓝色和金色笔记本中，安娜的新男友却是个名为索尔的美
国人。但在最后一节“自由女性”中我们却发现他根本不叫索尔，也远不是那么疯
癫。以第三人称叙述的“自由女性”具有令人愿意听信的权威语调。不过，小说的
其他部分又透露说“自由女性”是安娜另一部虚构作品的题目。《金色笔记》一书
常常这样收容着许多有时互相印证、有时互相抵触的重叠交错的叙述，却几乎没有
什么内容被绝对地肯定或否定。许多整段整段的记述事后又被安娜一笔划去。有时
她在日记中详录着一天的活动和心理波动，包括来月经、上厕所之类的细节。但她
每每又为这样的文字而深感不安。她质问自己，难道把吃喝拉撒睡一一记录在案就
算是“真实”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如果象她后来所做的，将这一切划
去，换上“寻常一天”，万事“如旧”之类，就更接近“真实”了么？究竟什么是
她生命的真实？语言是否能够把握它？显然，安娜找到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
问题。
人们所熟悉的旧的情节定式和以时序为基础的叙事方法也不再能表达现代的人
生。在《金色笔记》中，故事碎裂了，化作了许多的残片：有被“肢解”了的“自
由女性”的故事，以及散在四个笔记本中的许多片断的思绪，片断的幻境，片段的
人生。主人公也分崩离析。安娜被众多片断的记述分割了。而每一个片断中出现的
安娜面目不尽相同。作为主人公，她不再能把握自己的思想和命运。她的“天路历
程”没有起点和终点。各种纷杂的细节都获得了平等地位，传统的轻重之分、因果
之分似已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人物的任何一种概括、归纳都注定是一种“
歪曲”。比如，我在前文中谈到安娜的爱情纠葛而未述及她和莫莉在教育子女时所
遇的种种难题；我侧重指出了她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却略过了她自觉精神失调
、向心理医生求治等内容。任何概括都包含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取舍方式。而该小
说的结构安排则暗示一种混乱的“平等”，并不肯承认哪一方面是更主导、更本质
的。
四分五裂、千头万绪的故事讲叙着四分五裂、千头万绪的人生。莱辛曾说过：
自从在广岛扔下了原子弹，世界就四分五裂了；她以及别的人都被内部的原子弹炸
碎了。这里“原子弹”自然是现代社会种种危机的化身。
小说一向是关于主人公的故事。弗洛伊德说，小说总是围绕着一位中心人物，
作者千方百计唤起我们对他的同情并把他置于特殊的天意的庇护之下，而一切白日
梦和小说的主人公，说到底都是“自我”(Ego)这位国王陛下。弗洛伊德这番话，
颇为醒目地提醒着我们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与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深
刻的内在关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从二十年代的“意识流”到五六十年代法国的
“新小说”，旧的小说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艺术家们在形式和手法上的花样
翻新的尝试，无不与观察人和生活的某种新的眼光相关。在这点上，《金色笔记》
与《尤利西斯》并无差别。只是莱辛更自觉地强调在形式探索背后的思想危机。也
就是说，她力图揭示，小说的危机，也如女人的危机，实质上还是“人”的危机。
关于“人”的理想的危机，恐怕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最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六
十年代以来十分走红的一些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颇发表了些反人本主义的言论。这说
明这场危机仍在持续、深入，如安娜们的彷徨苦恼，尚望不见一个豁然明朗的终结。
“金色笔记”内外
然而《金色笔记》并不是一团不透光亮的绝望的阴云。小说最终的组合方式就
标志着一种尝试，一种对新的语言安排和生存方式的追求。何况它还包含一个炽热
的“核心”――即“金色笔记”部分。在小“金色笔记”里，有如在大《金色笔记
》中，一切被打成了碎片，经历了变形，然而又全都被收容。安娜发现自己堕入了
索尔的疯狂。过去、现在与将来，社会责任与个人冲动，心理分析与女权思想，政
治讨论与“性战争”，语言的幻境与实存的世界，各式各样的经验和思想都坍缩到
一起，所有大大小小的主题都重现并融合。
书中一位心理分析医生曾试图使安娜透视毁灭与创造的共生关系。安娜的精神
崩溃就是一种毁灭并再生的经历。这一段行文并非对神智失常者的真实描写，却是
对于新生的一种构想，一次象征性的地狱之行，一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探险”。
安娜和索尔在疯狂中无节制地爱着、恨着、吵着、闹着。当他们终于从精神失
常的深渊中升浮上来时，他们已多少地追回了对于理想――即对那“可望而不可及
的美好蓝图”的信念。安娜又一次讲述了“推石人”的寓言。这个小故事初次出现
时几乎完全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神话的翻版：推石者们不停地推石上山。每当他们
取得一点进展，石头就跌落下来，使他们的努力化作徒劳。不过，每经人复述一次
，故事就发生某种变形。最后在安娜口中，它已转化为关于历史进步的寓言：“石
头跌落下来。但并不一直滚到山底。每次它都落到比起点高几寸的地方。于是这些
推石人又用肩膀抵住石头、重新奋力向前了。”安娜和索尔分手时，象协力工作的
挚友和同志一样道了别。他们分别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写下一部作品的灵感。而且索
尔终于将他谈吐中的成串的“我”字换成了“我们”：“我们没有认输。我们将继
续斗争下去。”
不过，小说并没以这番“金色笔记”狂想曲收场，相反却把我们带回了莫莉的
厨房(“自由女性”之五)。安娜和莫莉照例地在那里会面，聊天。在那现实而又现
实的厨房世界中，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那么可怜巴巴、令人扫兴。莫莉要与一位“
进步”的生意人成亲。她那位一向愤世忌俗的儿子汤米终于打定主意继承他的资本
家老爹的家业。安娜准备加入工党并每周两次去夜校为少年罪犯们授课。在“金色
笔记”的雷电交加的思想大风暴之后，安娜们与现存秩序的这番全面妥协无疑是个
辛辣的讽刺。两位“自由女性”深知在现实可能性中选择的苦涩滋味。“这么说，
”莫莉自嘲他讲，“你我都将从根本上与英国生活结合一体啦。”
自命负有“推石人”重任的安娜们。与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生活”妥协共存的
安娜们。金色笔记的梦想。冷峻辛酸的自嘲。怀着失望，也怀着希望。充满讥刺，
也饱含同情。
《金色笔记》一书就在这些并不和谐的双重音符上结束。 呃…………………… 晕了，学VV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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