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配置与外部环境看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以山东省一个乡村的社区企业为例
一、假设:资本配置与外部环境的作用资本配置对企业发展至为重要,本文使用“资本配置”一词而非“资源配置”,区别在于,前者不仅指企业发展中不同资源的投入构成,而且包含了与企业在此配置现状下相对产出的关联,也就是说这里隐含着一个投入、收益和代价之间权衡的进程,后者是静态的,前者是动态的,前者更注重各要素历时的发展变化和绩效。同时,资本配置更是为了说明在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背后有其重要的社区资源,社区和社区企业密不可分,社区对其企业的资本投入可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企业的发展又反过来通过这3 种资本对社区的社会、文化发生影响。人力资本是指企业中工作人员的劳动能力和绩效,包含了体力以及与产品制造相关的知识技能。社会资本是指企业运营中与生产销售相关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文化资本是指企业经营、生产相关人员所具有且发展变化的影响企业发展决策的观念意识,这一观念意识和企业社区不可分割,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约束性。另一方面又和企业的经营发展进程相关,往往是企业发展创造性增长点的源泉。外部环境是指不直接以企业意志为转移却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生产经营环境,包括国家不同层次的政策决策和对乡镇企业产生不同竞争压力的相关企业经营状况。企业发展取决于系统内资本配置以及此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资本配置离不开组织和制度,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组织和制度本身也是一种资源, 组织、制度的有效性体现在影响资源配置和效用发挥的程度,它们的变迁也多以此为取向和推动力,但组织和制度所调配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和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可能和组织制度关系不那么密切 (如企业领导人的观念、偏好等) ,以资本配置为视角可以补充组织制度研究中动态、动力方面的不足,以历时的投入、产出视角补充静态分析的不足。另外, 企业3 种资本的配置和运行可看作一个系统,系统的3 个要素之间密切相关,特别是文化资本对其他二者以及企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系统的发展既和系统要素的优化配置相关也和系统外部环境相关,系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系统和外部环境的适应、交换和良性互动。系统内的资本配置的有效性与系统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所以,这种配置应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随外部环境而调整变迁的过程。
提供此种假设的前提在于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不同,乡镇企业嵌入社区的程度更强,在某种意义上, “嵌入”一词甚至无法较好的反映乡镇企业和社区的一体化程度,因为它较早用于城市企业,是一个分析性的逻辑概念,在现实中,几乎很难离晰出一个独立清晰的企业,因此,对乡镇企业的研究,更应强调企业发展和社区的关联,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 两个概念,能够强化这方面的不足,这两个概念从社会空间和历史传统的角度把乡镇企业和社区融为一体,可以更好的来研究乡镇企业的变迁,同时反观农村社区的变化。强调外部环境是因为乡镇企业发展是一个乡镇社区和外部环境相互交换的过程,其间不仅牵涉到此社区内的资本配置和资本利用,还牵涉到和社区外的资源交换,且社区内资本配置要素的此升彼长又和社区外部国家政策和经济环境相关,特别是国家政策,不仅影响社区内的资本配置的变化,而且影响社区外资源配置的变化,这都给社区内乡镇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个案与分析
本个案企业位于鲁西南地区一个320 多户的农村社区里,村落中第一个企业是建于20 世纪70 年代末期的属集体所有的铸造厂,生产建筑所用的铸铁管。工人都是本村村民,建厂初期,厂长即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后由其承包,担任厂长十几年后自动辞职,举家迁往县城。新任厂长负责后,工厂几乎停产,主要任务是从各个办事处索要欠款。当村集体企业发展到80 年代中期时,很多村民已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看到办厂有利可图,且有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便纷纷建立个体、私营的铸造厂。这些企业在 80 年代中后期90 年代初发展较快,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衰落,如今多已停产。通过对社区企业的初步调查发现,在近20 年间,其资本配置的结构类型并无根本变化,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在最初几年内已达到饱和水平,社会资本也没有太大的扩展,特别是文化资本,变化较小,具体如下:
1.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该社区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一大优势是人力资源的廉价和充足,工厂非全日制的工作,这种亦工亦农的生产方式适应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充分发挥了劳动力的作用。然而由于企业产品的性质,以及对工人的生产技能和教育程度要求不高,这就影响了工人的企业发展意识,无法推进和形成工人中的理性文化资本。
在企业发展中,社会资本较充分体现了二重性。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原料和燃料的买进和产品的销售都是通过个人的“关系”来建立的,这批销售人员,曾一度达到50 人,他们原则上不拿工资,也不固定为哪一个企业跑销售,因是本村人,以个人间的信任为担保从某个工厂提货,再以亲戚、朋友间的信任为担保销售,几乎不存在买卖合同的问题,这种建立在关系网络上的生产经营虽然没有法律合同的保障,但也由于个人间先存的信任而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运营速度和效益,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外部竞争环境变得不利以后,建立在 “关系”信任基础上的业务往来则由原来加快资金的流动而变为因为“面子”和关系没有法律的保障而使货款不能及时回收,呆帐曾导致亲朋以至弟兄间关系的破裂,企业合伙人之间也往往因此发生扯皮争端,从而导致企业的分裂和资本的分散,影响了企业的再生产,社会资本对企业而言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
2. 文化资本
作为对企业发展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化资本,是指企业重要相关人员特别是厂长、合伙人等关于企业发展方向、资金资源利用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以自我为中心、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的狭隘的合作观念,以及盈利后资金利用方面的 “农民情节”。
(1) 企业中的“差序格局” 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认为乡土中国社会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如波纹般向外推衍①。田野调查发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集体企业发展的同时, 个体企业、合伙企业在村中纷纷建立,一度达到11 个,全部生产铸铁管,这是因为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机制很多人都已熟悉,在农村修建厂房又非常容易,同时,私有企业的市场渠道和集体企业部分重叠,个体企业经营者和销售者往往是家族关系,各地的办事处大多在原先的渠道中同时销售集体和个体的产品,这样,在销售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集体企业的销售量必然减少。但在80 年代后期,村集体企业的年产值仍有1000 多万,私营小厂的产值也有100 多万到200 多万不等。当90 年代初期建筑使用铸铁管转为用塑胶管后,工厂转产塑胶管需要投资500 多万,而集体企业的承包者感觉赢利已够丰厚,不愿重新集资冒险,个体企业更无能力,同时也缺乏和其他企业合作经营的意向。费老的“差序格局”在这里以另一种形态体现出来,个体企业的以自我为中心阻碍了大规模的效益生产。
(2)“农民”情结
企业发展到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最先富起来的是销售人员,他们富起来的首要事情是帮 助子女摆脱农民的身份,先后有几十个人的户口通过交钱或关系或买房等方法变为了城市户口。仅 1987 年,到县棉纺厂买工10 人,共15 万元,到城里买房大约35 万元。这批资金没有用来扩大再生产, 既和企业的性质相关,也和1978 年以前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相关,虽然其生活水平已足以和城里人媲美,他们还是要花钱去实现那个已随时代而发生变迁的“城里人”的梦想。但许多企业领导自身却生活简朴,比较满足于现状,缺乏现代企业家的素质, 这都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 外部环境:资本配置效益的变化和相对优势
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农业的发展同步。从以上案例看,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促使了乡村企业的资本配置的变化。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人力资本在农业和乡镇企业中的投入都大大增多,在乡镇企业中社会资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社区内企业资本配置结构优势发生变化。在80 年代,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和社会资本的发挥,乡镇企业发挥了不同于城市企业的优势,在城市单位制环境下,职工以单位为家,流动少,劳动强度也不高,计划经济使城市企业也无法发挥象农村企业那样的社会资本的优势。但 90 年代后城市企业的改革和技术更新,使乡镇企业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相对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抵不过新技术设备的效率,如城市原生产铸铁管的企业经技术革新转产塑胶管,使该村的铸铁管无法比拟,该村的企业领导也曾对塑胶管的生产进行过考察,但终因投资较大特别是集体企业效益的分配没有明确的制度化,即使制度化,很多企业领导对财富的增加有无名的“恐惧”。因为乡村文化特别是文革以来的传统使其总有非法占有的感觉。那么在资本结构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怎样去应付市场的竞争呢? 该社区企业主要采取两个途径:一个是偷工减料,铸铁管的重量越来越轻,管壁厚度越来越薄。另一个就是增加回扣,同意赊欠,这样的严重后果就是流动资金大量减少,加之销售人员与企业之间并非雇佣关系, 资金回笼难等原因,就严重阻碍了社区企业的发展。因此,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系统而言,如果把其变迁按照动力来源分为内生变迁和外生变迁,把由于国家政策所引起的硬性变迁称为外生变迁,把乡镇企业面临外部市场环境为了扩大效益而自觉发生的变迁称为内生变迁,那么以此个案所得出的结论是, 由于文化资本的局限,村中的企业缺少较积极的自我资本配置的调整。因此,国家政策的直接介入和引导往往显得特别重要。
三、结论与反思
本个案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共同之处,都是在一定时间内有效发挥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这和外部的国家政策环境相关,但文化资本虽有变迁,却无质的飞跃,企业发展即使是身份上使村民完成向工人的转变,但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与现代企业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即外部的环境政策还没有完全使这个系统产生自我导向的运作机制,还不足以使这些企业成为自觉意义上的理性法人。同时,社会资本对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反向作用也不容忽略,产权不明晰,导致企业领导的决策短期行为。非正常关系的利用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越来越造成了效率低下和资本更新的困难,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无法及时进行内部结构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当然,由于乡镇企业组织和制度的人格化,使企业在困难时期可以比城市企业更易延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运转中存在的问题,难以形成较好的理性制约机制。
可见,通过乡镇企业,可以看到乡土社会的现状和变迁,同时,农民也通过它认知外面的世界,并和外界进行越来越多的接触。固然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变迁有着不同的层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变迁也往往并非同步,其间的配置往往也不是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部分乡镇企业兴起后最终因为缺少足够的竞争理性和效益理念,而在发展之后出现许多问题。但相对来说,乡镇企业的发展比城市企业的发展存在更多人格化和生活化的东西,文化资本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因为乡村文化的变迁相对城市较慢,其自我保护作用较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受外界的影响不大,有时恰恰相反,乡镇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一旦形成,其依赖性反而更大。所以,外部环境和政策的变化,对乡镇企业的冲击,往往是或者不太明显,或者具有极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这和其内部的资本配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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