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张维迎是九流经济学家 林毅夫算三五流
[url]http://finance.sina.com.cn[/url] 2005年11月10日 11:27 南方人物周刊从2004年到2005年，邹恒甫失去的太多了。去年，他的老师董辅甸先生永远离开了他；他的朋友让•雅克•拉丰(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永远离开了他，还有他早在武大时就已结识的杨小凯也逝世了。
“他们都是患上癌症逝世的，难道作经济学研究的都要得癌症？”直到此时，他还不忘幽默一下。
今年，他又面临着自己一手创办的IAS将被拆分，“没办法，人生总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悲伤，这真是太好玩了。”邹恒甫轻轻地摊开了双手。
但当他面对友人，率性豪饮、纵论天下时，却吟出了陈寅恪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三纲五常”、“林海张杨”，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
邹恒甫：当然太狂?。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
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他们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
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一生变了好几次，一点都不好玩；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中国如何饿死人；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最后，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当官去了。我们不会变，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
其实我一点都不狂，我调侃他们，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所以，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人物周刊：难道在你眼里，他们对 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
邹恒甫：我们都是神交，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还把田国强、白重恩，李稻葵，周国富，谭国富，加上我，凑了句“李白杜甫”、“国富国强”，就差一个姓杜的，还联不起来，所以没说出来。田国强知道此事后，哈哈大笑。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
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还是起了作用的。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走向了仕途，这就脱离了学术。
谈到辨别，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我们内行根本不看。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
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西方经济学》，和张维迎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真是误人子弟！
初级西方经济学，我们有曼昆、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迈尔逊等英文原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更为甚者，他们还组织学生去翻译这些教材，错误百出，笑话连篇，还在课堂吹嘘卖得多好。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学生放着世界最好的英文原版不用，而读那些低劣的二手货和翻译品。
张维迎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第一人”，我不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家们对主流的产业经济学，作了什么贡献。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人物周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是这样的吗？
邹恒甫：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学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我在历史系、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我才学数学。后来学西方经济学，才知道数学有用。到了哈佛，正好如鱼得水。我把经济学、数学、哲学、社会学乱学一通，什么都没入门。
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法、德语阅读西方典籍。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开设了《四书》、《老子》、《庄子》等八门人文基础课。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
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不懂英、法、德，不谈文、史、哲；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到日本学中国史”的羞耻：“群赴东邻修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李稻葵有思想？周其仁有思想？林毅夫有思想？张维迎有思想？自欺欺人罢了！
人物周刊：记得你好像说过“我连自己都瞧不起，还瞧得起他们，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那么，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在当代经济学者中，有你看好的人吗？
邹恒甫：我的原话是“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自己”。我什么都不行，我可以嬉笑怒骂，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我历来如此，有学问的，当然我崇拜。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欺世盗名之流，我就喜欢挑战嘛。
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他通晓10多种语言，《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唐文》，烂熟于胸，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至于董辅甸老师，他是长者，我尊重他，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有人问过我，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
董老师曾说过，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中国人在搞新闻。现在的风气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应该是“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商而优则商”才对。
人物周刊：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
邹恒甫：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就是让人保持距离，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至于说被拆分，其中的具体原因，我不好说，肯定是涉及到了“利益”两个字。
1994年，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我办IAS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比我们好1000倍。
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这一点都不假。当时条件艰苦，我是一张纸、一支笔、一间厕所开始，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我的同事和朋友，有书的出书，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IAS办到1999年，才把名气打出来。
所以，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全是哈佛、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像James J.Heckman、Robert. Lucas、Laffon、Tirole、Maskin等等，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也成了一个跑腿的。
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来讲课，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你说我能不癫狂吗？我想走正常程序，怎么走法？
人物周刊：也有评论说，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
邹恒甫：有没有影响，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为什么有人恐惧我，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他们有危机感。这不是影响吗？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传，IAS的被拆分，与7月15日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你看呢？
邹恒甫 ：这我不知道，我不能乱说。但刘国光先生必须重新学习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认真阅读John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平等、革命等的理论。如有机会，我愿意跟刘国光先生多多交流。如果董辅甸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们三人的交流，一定会充满了火药味和学术味。
人物周刊：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还爱说自己是走狗？
邹恒甫：是的，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
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记住一句英国谚语――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Behind every fortune，there is a crime)。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要把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人物周刊：你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邹恒甫：去北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浙大、中大上课去，他们很高兴我去，当然还有武大。我想IAS一定还会干起来的。只要不为了钱走穴，只要不当新闻媒体经济学家，只要不从政当官开会，一个人是会有大量的时间看书、给学生上课、和写点可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的。这样会过得心安理得。“读书不肯为人忙”，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说得太好了。
人物周刊：最后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
邹恒甫：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还是会垂死挣扎的，我还是会执着于自己的教育事业。当然，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狡兔有三窟，人就应有九窟。只要哪儿需要我，我就会到哪儿报到。
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为钱办学最不过瘾。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作为中国人民的走狗谢谢你们了。 恩,这个帖子可以推荐一下. 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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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包括EMBA中心）的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是一定会来的，无论谁当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只要他抓规范化管理，他都必须面对这场风波。现在看来这场风波早来比迟来要好，至少还有我们这些较为了解全面情况的老家伙在，否则靠经济管理学院的几个年轻领导，恐怕连这场风波的性质都确定不了。ISA是1994年成立的，当时邹恒甫踌躇满志地回到国内想做点事（这里我要事先说明我个人对邹恒甫的学术水平与学术地位，我向来是很尊敬地，客观地讲邹恒甫的学术水平在同龄人中是优秀的），当时邹恒甫的学术地位并没有现在高，但毕竟是哈佛回来的，又有世界银行工作背景，加上他所提的培养模式也确实代表一种改革方向，前武大党委副书记黄训腾也为此积极奔走（此人1989年已离任,几年里无所事事），所以陶校长同意开办试验班，这才有了ISA。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前武大党委副书记黄训腾离任后，一直无事可做，陶校长同意开办试验班也有照顾黄的一面。不过当时留下了三个隐患：
1. ISA既搞研究又搞教学，那么他的日常教学与行政管理归武大哪个学院负责没明确。
2. 黄训腾在ISA的地位没明确，干多长时间没明确。
3. 邹恒同时与当时的武大经济学院和武大管理学院各办一个实验班，使ISA一开始就陷入了一女二夫的局面。
后来ISA就这样办了起来，他的培养与教学模式还是有特点地，尤其是在国际化和与国际接轨这点上，还是出了一些理论成果与人才的。并且在起步阶段也是吃了一些苦。并且还办了一份杂志，不过这一切与武大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好平台是有关的，每年武大对ISA的支持都有几十万，对杂志的支持也在每年三百多万左右，邹恒甫的名声也逐渐响了，不过邹恒甫的教授与博导都是黄训腾的老婆甘碧群在原武大管理学院当院长时，占用原武大管理学院的指标解决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邹恒甫自称是世界银行的终身教授(至少他对媒体的如此吹嘘是始终是认可的)，但据查世界银行从未有过这个职位；对这一切邹恒甫始终是装聋作哑不承认。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邹恒甫的成果形成时间就不难看出，邹恒甫其实是在国内发迹的，所以很多人问究竟是经济学家邹恒甫捧红了武大,还是武大捧红了经济学家邹恒甫？
邹恒甫决不是一般人眼中的那种书生，他实际上是很市侩，很势利，也很会经营自己的，他能同时在与武大合作的时候，在北大、浙大、中大被聘用，就能证明他不是个俗物。有学术水平是一面，会利用学识来忽悠，甚至是勒索国内的高校是邹恒甫的另一面。ISA事件的发展足以证明这点。其实邹恒甫这些年就是先忽悠武大，然后利用在武大捞取的地位去忽悠北大、其后利用在武大、北大捞取的地位去忽悠浙大、再利用在武大、北大、浙大捞取的地位去忽悠中大。
ISA办起来之后，邹恒甫又提出在武大开办EMBA培训班（请注意仅仅只是培训班），说是为了弥补ISA的经费不足。时任武大校长的侯杰昌被邹恒甫很很地玩了一把，因为国家当时正在筹办EMBA教育，武大商学院也在学校的组织下按正常途径进行了申报，以武大的实力很快在第一批被批准。黄训腾、甘碧群、邹恒甫伙同时任武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赵锡斌采用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嫁祸于人的手法，将教育部的批文下发到了ISA，这样一来武大商学院凭实力辛苦申报来的办学机会被他们巧取豪夺了，成了邹恒甫的个人功绩，武大商学院办EMBA 到成了名不正、言不顺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武大的管理是多么的混乱。很多人可能要问邹恒甫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本事，那就是用利益链将校领导牵扯进来，近两人武大校领导中都有人与邹恒甫的ISA和EMBA有利益关系（包括现主要行政领导），当然老领导黄训腾是少不了的。我今天说的这些是有事实根据的，是有可以交到司法部门做证据的事实根据的。有些领导积极推崇邹恒甫与其说是惜才，不如说是爱财。
我们再来看看邹恒甫是怎样管理ISA与EMBA的，邹恒甫是个满天飞的人，每年半年在国外，半年在国内，四个高校都要跑一遍,ISA与EMBA的日常管理就由他的妹妹邹恒智负责。邹恒智是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当然后来她哥哥都用钱给她补上了，一直补到了大学本科），邹在得到了EMBA办学权后首先就通过校某领导将其妹妹聘为武大合同工（邹恒智现在武大的住房比武大许多教授的住房还好），就是邹恒智这样一个人在管理武汉大学（一个国家一类重点大学）的ISA与EMBA日常事务，武汉大学（一个国家一类重点大学）的ISA与EMBA就象是邹恒甫的私人家族财产，不可思议吧？协助邹恒智的要么是邹恒甫的学生（月薪二千多人民币），要么是在武汉大学和谁都搞不来的人，再就是他从海外招来的那些来路不明的人。武大EMBA创办之初学校投入800万作为启动经费，邹恒智第一年就亏了近200万，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不花一分钱获得了武大首届EMBA的就读资格与学位。邹恒甫和邹恒智管理武大EMBA三年，武大按招生人数估算收入应在3000余万，实际上武大一分钱也没得到。现在被他们花的剩下的钱，能否维持到现在已招进校EMBA学生毕业还很说。至于教学管理基本是烂套的，除了引进国外师资这点外还可吹吹外，其他的完全是见不得人，邹恒甫吹自己用自己钱为武汉大学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纯粹是鬼话，最多也就是个人掏腰包买了几本书而已，邹恒甫和黄训腾、甘碧群夫妇每年光把邹恒甫从国外带回的教材盗版复引后卖给学生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说自己是武大的忠实的赖皮狗，这点上他是自知之明的，因为除了武大还有那个国家的高校让他这样长期胡搞，所以他当然要赖在武大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花钱的：邹恒智开的奥迪60万一辆（比教育部长的车还好），其他工作人员坐的是别克公务舱和红旗各一辆；说是聘请外教和同声翻译一次需十几万现金（含购汇支出），从预算到支出都是邹恒智一个高中生大笔一挥，白条入帐，是否真用到外教身上也无从查证；邹恒智在武大工作三年，就购置了四套商品房，并由武大买单办好了去美国的绿卡；至于总数以几百万计办公费，招待费支出只不过是他们兄妹套现、洗钱的名目而已。他们收买某些领导的钱就隐藏在这些名目下面。这些领导中黄训腾、甘碧群夫妇捞的最多。2004年为了给邹恒甫竞争武汉大学商学院院长造舆论，邹恒智先后在某网站、武汉某报和北京某刊物花了近100万为邹恒甫贴金。我不知郎咸平先生、林毅夫先生看到这些后还会对邹恒甫充满敬意吗？
至于邹恒甫要在武汉大学运作国际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问题，事实上最早是准备运作国际商学院。说到这里我不得不从黄训腾、甘碧群夫妇说起，黄训腾的老婆甘碧群不当院领导后一直不甘寂寞，这个女人从无自知之明，极其霸道与跋扈，喜欢对一切事情指手画脚，尽管她自诩为中国市场营销理论第一人，其实她的学术水平到底怎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部分教师心里是有数地，无非是沾丈夫的光，比别人早几年出国接触了新的西方管理理论而已；此人当领导时喜欢拉帮结派，尤好拉一派、打一派；除了她的学生，无论谁当武大原商学院和现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领导她都不满意；今年院领导换届中尽管他们用尽了黑手，搞了很多非组织活动，但是她的学生与亲信一个也没有入围，所以她就不断地给陈继勇找麻烦，ISA事件就是明证。还有黄训腾从50年代到现在，从其历次政治运动到现在的表现来看，此人是一个党棍加政治流氓，同时也是一个野心家加阴谋家。邹恒甫与黄训腾、甘碧群夫妇积极策划搞国际商学院（国际经济与管理学院）其目的有三：一、就地克隆武大已有的经济与管理学院，架空武大已有的经济与管理学院，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国家的教育资源变为私有,以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这种手法已经在他们管理ISA与EMBA的几年中暴露出来；二、让黄训腾、甘碧群夫妇有发挥政治与学术余热的地方；另外甘碧群的学生除一、两个外，大部分人的学术和人品都很差，什么流氓博导，麻将教授都是她的弟子，在现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基本上是越来越难立足，甘碧群管不好他们，但又离不开他们，于是新建一座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三、邹恒甫在ISA 培养的一些人，尽管出了国，读了名牌大学，但要在国外立足是很难地，这点邹恒甫自己心里最明白，要不他怎么对国内恋恋不舍，所以要为他们准备好回国忽悠的降落场，这样一来邹恒甫的个人学术帝国到是大功告成了，至于倒霉的只能是武汉大学、只能是国家了。
在这次ISA事件中,从邹恒甫的学生表现出的那些无知、轻狂、自私现象来看，ISA这些年的教育是失败的，管理也是烂套的。邹恒甫在课堂上公开对学生讲“搞什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那是骗人地，学经济的就是要出国，出国就是一切”（武汉大学本科教学评估小组可以证明此话的真伪），看看吧！武汉大学的ISA成了培养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掘墓人的阵地，成了培养武汉大学掘墓人的阵地，成了培养共产党的掘墓人的阵地，成了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掘墓人的阵地，
建议武汉大学党委的顾海良书记，紧紧依靠教育部党组和湖北省委，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彻底查清邹恒甫长期把持的ISA与EMBA存在的问题，在问题查清前先通过执法机关，限制邹恒甫和邹恒智出境，防止他们转移资产外逃；通过清查发现现武汉大学领导班子中蛀虫，有些行政领导那么护着邹恒甫和邹恒智是有目的的，要特别注意一定要保护好帐目，以防他们销毁证据，过去武汉大学有每到关键时刻就莫名其妙地失火的先例。
我们坚信只要武大党委、教育部党组和湖北省委坚持正气，坚持依法治校，邹恒甫和邹恒智以及黄训腾、甘碧群夫妇还有其他人的问题都是可以查清楚的。 没商量...再顶.. 我看了无语！
只能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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