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旷世奇才朱载?
“旷世奇才朱载?”系列之一 煊赫世家有奇才碧绿茂密的玉米地，略施淡妆的喇叭花，包裹在其中的是小土丘样的坟包。
这是座普通的墓穴。
从外表看来，墓与周围百姓的墓没多大区别，藏于庄稼地里，隐于田垄之间，平平淡淡，不事张扬，甚至比一般百姓的坟头还要低。
然而，400多年前，就是这片墓地的主人，却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境界、大人生：身为王子，却浑同市井平民；贵有王爵，却七次坚辞“让国”；养在王宫，却无意纨绔奢华，宁愿独受孤处，甘于清淡贫病，将学问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并最终成就伟业。他不仅是中国近代音乐的鼻祖，也是杰出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文学家。
这人就是朱载?。
“十个王子有九个是令人生畏的；十个学者有九个让老百姓弄不明白他的所作所为。”
朱载?不同，虽然是明代郑藩的世子、朱元璋的九世孙，却具有着不同于身份的大品格、大眼界，他以自己的努力而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巨星。他以自己的智慧烛照了科学、艺术等领域，也以自己的品格，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理解与尊重。
席蒿独处一心研学
你很难在中国历史的人物长廊里找出第二个“他”来：生于皇家，过着府邸优裕的日子，却席蒿独处；身为世子，却宁愿布衣幅巾；贵为封爵，却选择远离喧噪，僻野隐居。
要探访这样一个人物的历程，委实不是件易事。因为，你要走进他的灵魂，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实际上，这很难。
出沁阳市向北，行约16公里，便来到了朱载?墓了。
位于山王庄镇张坡村东，背靠九峰山南麓，旁有清溪汩汩流淌，前有翠竹绿波摇荡。
我们的车刚停下，一些村民就围拢上来，山王庄镇张坡村70岁的赵子彬老先生说：“是来看朱载?墓的吧？那可是了不起的人哩！”得到证实，有的人竞愿为向导，滔滔不绝向记者讲述朱载?其人其事。
待要进墓园，陪我一同前来的文博副研究员邓宏礼先生，神色凝重，面对墓园方向微微颔首。
这是1986年被整修过的朱载?墓，坐北朝南。墓区呈“甲”字形，据说占地6000多平方米。神道宽10米、长120米，两侧植有松柏，看上去很有一种威仪，我不觉有些惶惑：依朱载?的品性：辞爵让国，布衣幅巾，甘愿淡泊，将要仙逝时，还一再告诫后辈，死后简葬，连墓碑都不能立，真要立也只立一个无字碑啊，他死后会愿如此的排场？
“原先要气派得多呢！”也许看到我的疑惑，邓宏礼先生笑言，“但那种气派后来证明不是朱载?的，而是一个叫廉加的举人的，这个挨着朱载?墓的举人墓园规模很大，当时还有石狮石兽！”
走过神道，跨越三级台地，拾阶三十六级便到达了墓冢区。
墓冢区由围墙环抱，南开门楼，门楼上，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严济慈亲题楹联“九峰隐名宦，七疏让国高风仰九洲；丹水扬翰墨，十二等律历算闻四海”。
进入墓冢区，再走过宽约2米的甬道，便是朱载?墓冢了。
这实在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墓冢，封土最高也就两米多，直径也就七八米，有一尺多的鹅卵石围砌墓周。墓前是现代人树的一通碑，中刻“朱载?之墓”。
与墓相伴的，就是玉米和豆荚，还有一些说不出名来的红的白的花。
站在墓前，有一种东西或许叫感动吧，它不断地冲撞着我的心，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有点儿手足无措，那一刻我突然悟到什么是真正的超脱、真正的淡泊，我突然意识到一己的小，人生的小，世间的小。
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反差啊，他所创造的成就让世界震惊，让世界受益，可他的归宿却是如此“寒酸”。
我感受到一种大到极致的大，宽到极致的宽。
很多时候，起点实际上就是终点。
公元1536年，一个生命诞生了，这就是朱载?。
按《河南通志》记载，“载?儿时即悟先天学。稍长，无师授，辄能累黍定黄钟，演为象法、算经、审律、制器、音协节和，妙有神解。”
朱载?从小悟性很强，在他父亲及老师何瑭的熏陶下，生活俭朴，勤奋好学，九岁就能诗会文，十一岁就对音律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一年，他被立为世子，也就是王位的继承人。
但不幸也很快降临到了朱载?的家里。
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载?十五岁的时候，朱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朱载?的父亲笃信儒家学说，崇尚布衣蔬食，这样他和好道教、喜奢华的世宗皇帝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不仅不给朝廷进香，反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上书规谏世宗皇帝，远离道教。世宗不听劝告，反认为是朱载?父亲朱厚烷毁谤和嘲笑，将那个为朱厚烷送规谏书到京的长史治罪下狱。就在这时，因罪被贬为庶人的孟津王儿子钓 诬告朱厚烷四十条叛逆之罪，世宗借机将朱厚烷削爵，并将其禁锢于祖籍安徽凤阳。
这个时候，刚刚十五岁的朱载?表现出了超出他这个年龄的智识。在父亲事发之后，他“不敢安寝，筑一室王宫门外”。《明史?诸王列传》记载：“世子载?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蒿独处十九年。”
虽然独居土屋，睡着草席，朱载?却专心攻读，潜心学问。
2004年，当我站在这个土丘之前，回望过去，我感到一种思维的艰涩。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当他筑下土屋，陪伴父亲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该有怎样大的毅力？家门不幸，世态炎凉，十九年的历程，他该忍受多少苦难熬煎？
态度决定结局，决定命运。
不同的人，同样的路途，决定了不同的结局。
这实际已经注定了一个伟大的结局，一个伟人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行程。
对于朱载?来说，苦难成了他最好的老师。
10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在音乐学上的大型处女作《瑟谱》一书写成，并在“庚申季夏十有三日”（1560年7月6日）为该书作序，在《瑟谱小序》中，他自称“狂生”，署名“山阳酒狂仙客”。
《瑟谱》不仅对瑟属乐器的源流进行了考证，还融会了历代有关瑟的名贤故事、诗词歌赋。
七次上疏 辞爵让国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载?冒死奏疏，为父鸣冤，同年世宗驾崩。
公元1567年穆宗载?即位，改元隆庆。
隆庆元年，穆宗皇帝大赦天下，他的父亲被平反昭雪。
朱厚烷被复爵后不到四个月，朱载?也恢复了世子的名号，并回到世子府。
这时，他已经32岁，进入而立之年的朱载?并没有从这次变故中谋取官场的飞黄腾达，他已经完全把心思放在了治学上。
隆庆二年，当时声动九州的少林第二十五代宗师如迁（号松谷）进京讲学，路过怀庆（今沁阳市）。博古通今、思贤若渴的朱载?仰慕松谷笃学有至性，开始与他交往。
松谷每年都要进京讲学，载?为了他中途休歇方便，专门为松谷在府郭里造了精舍。
在结识了博学多才的少林寺传法宗师松谷后，他开始系统研究我国从三皇五帝到宋元时期近百位学者的著作，并且主攻历史遗留下的律学课题。1581年，在他46岁时，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计算，登上了乐律学的最高峰。
历史不能忘记朱载?，也不能忽略松谷长老。
“朱载?能在乐律上有如此大的成就，有两个人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是他的老师何瑭，另一个就是松谷长老。”邓宏礼先生说。
沁阳市郊区村里原先有个龙岗寺，据说那就是松谷和朱载?经常交流的地方。
两位智者，两个巨人是如何交流的，都谈些什么？
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思想，一个科学的成果，就在这样的思想碰撞里诞生了。
2004年夏季的阳光很灼人，2004年的时光游走在漫无边际的绿里。
但这一年，已经走不回松谷和朱载?的时代。
龙岗寺已经找不到了。
当我们来到原址时，岁月已把松谷和朱载?在这里的地表痕迹悄然抹去。
但那游走的空气和热流，似乎在述说着两个巨人的过去。
万历十九年（1591年），朱载?56岁时，其父朱厚烷薨（去世）。按常理，朱载?56岁时应嗣爵位，但这时的朱载?却做了让朝野为之侧目的举动――辞爵让国。
他的辞爵，无疑是对传统明祖制的大叛逆，当然没有得到皇帝恩准。此后，除继续奏请让国之外，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月上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诏允行。”
在明朝礼仪中，凡皇室宗亲终生给禄，不得应举入学并兼官。因此，在宗室中再有才能的人也只好碌碌无为、虚度一生。朱载?的奏疏，打破了明朝礼仪法规，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皇家子弟为国效力开辟出一条道路。
辞爵让国未获恩准，58岁的朱载?感到时间的宝贵，便毅然搬出王宫到城东北16公里处的九峰山，开始过隐居生活。
说是隐居，实际上是寻求一个著书立说的安静环境。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朱载?经十五年的“累疏恳辞”后，终获神宗皇帝的批准，将王爵让给了载玺。而载玺正是诬陷他父亲、让他“席蒿独处十九年”的钓 之孙。
辞爵让国，意味着每年要少收入一批财富、赋税。载?不仅将郑王国爵让于载玺，甚至愿尽让“东垣所有”。
“旷世奇才朱载?”系列之二 首创十二平均律
十二均律首创奇
朱载?的伟大就在于他是这个平均律的创制者。
我国著名的律学专家黄翔鹏先生说：“十二平均律不是一个单项的科研成果，而是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中的音乐声学，纵贯中国乐律学史，旁及天文历算并密切相关于音乐艺术实践的、博大精深的成果。”
为创建十二平均律，需要解决围绕这一难题的一系列学术课题，首先要找到计算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朱载?应用自制的八十一档双排大算盘，开平方、开立方求出十二平均律的参数，详尽程度超过我国古代的数学专著，计算结果精确程度达二十五位有效数字。
台湾学者陈万鼐先生说：“开方的方法既非朱载?所发明，精于打算盘也无所谓学术价值，但他开方开到有效数字达二十五位数，恐怕自古以来的数学家，也只有他是唯一最精确而有耐心的人。”为此，朱载?在数学成果方面，在世界上最早解答了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如何求解其他各项的方法；最早找到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的方法。
在计量学和物理学方面，朱载?对累黍定尺、古代货币和度量衡的关系等都有极其细密的调查和实物实验，特别是关于历代度量衡制变迁的研究一直影响到今天；他提出了一系列管口校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
朱载?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开拓了新的领域：他认为当时的历法计算每年的长度不是十分精确，经过他的仔细观测和计算，求出了计算回归年长度值的公式。在1986年，专家们用现代高科技的测量手段对朱载?关于1554年和1581年这两年的计算结果进行了验证，验证发现，朱载?计算的1554年的长度值与我们今天计算的仅差17秒钟，1581年差21秒钟。这不能不令世人震惊，就连欧美的专家学者都啧啧称奇。
朱载?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和音乐家，而且还是乐器制造家，他不满足于因循旧说，敢于向历代相传的律制理论提出疑问，另立新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精心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弦准，把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推广到音乐实践中。朱载?还制作了三十六支铜制律管，每管表示一律。在他的著作中对每律的选材、制作方法、吹奏要求都有详细的说明，数据极其精密。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馆长马容经过一二十年的研究，复制了其中的两支律管，他说： “这样伟大的发明，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到。”
朱载?在完成乐器制造实践的过程中，把音乐和舞蹈分成了两个学科，并提出“舞学”一词，为舞学制定了大纲，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天下太平”字舞谱，也为今天的团体操开创了先河。
朱载?又提出较为系统的音乐教学体系，他的集体教唱、乐器伴唱、识谱学唱，在我们今天的音乐教学中仍被广泛应用。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朱载?最杰出的成就是在世界上首创了十二平均律。
所谓律学，也称音律学或乐律学。它是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发声体发音高低比率的规律、法则的一门学问。
汉字“律”，除了律管的意思外，在音律学中还有以下几种含义：音高规律、半音、以某种数理方法调音得出的各个音高位置，或者构成“调音体系”（也称律制）的基本单位等。
十二平均律，是数理调音体系之一，它的生律法（或叫定律法）是精确规定八度的比例，并把八度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半音，使任意相邻的两个半音的音程值为2的12次方根。这种定律法是人为的，但它的误差不会使习惯于该体系的听觉感到不悦；而它的优点是能够旋宫（“调门”高低的变化）转调，特别是在琴键乐器中，可以根据需要任意使用所有的键。
或许音乐上的这种专业词汇让我们费解，那么让我们量化一下：到今天，世界上十有八九的乐器定音，都是在十二平均律的基础上完成的，它被今天的西方普遍认为是“标准调音”、“标准的西方音律”。
故纸堆中埋金玉
朱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家、发明家。
由于其一生布衣蔬食，礼贤下士，且高风让国，所以在怀庆府一带赢得了老百姓的普遍爱戴，称他为“布衣王爷”、“郑贤王”。
但却“恨无知音赏”。
十二平均律创造以降的相当长时间内，这项学术成果却未能被认识。
不仅如此，他还受到指斥、讥嘲。
“从历史上看，因为按封藩则例规定，藩王或世子的著作只有经皇帝御批后才能问世，当时朝政腐败，内忧外患，他的著作上奏后被封存史馆，以后便无人问津了。这是不被人们认识的主要原因！”邓宏礼先生说。
实际上，认识的差异是导致这项成果难以为世人接受的重要原因。
对此朱载?太清醒了，而唯其清醒，我们很难想象他心里会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他在《进律书奏疏》中记下了当时的心情：“律吕之学乖谬久矣，盖由宗守黄钟九寸、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三言之谬也。夫此三言实为律学之谬，然举世宗守之。闻臣此言不以臣为大谬者，盖亦几希。是以臣愚虽得之以心而缄之于口，韫藏有年不敢形于纸笔，为此故也。”
传统习惯如此顽固，对三分损益法无比虔诚，以致听到朱载?新法密率的人几乎都认为此说荒谬绝伦。
由满清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虽然对明代乐律多有述说，但就是这样一部史籍，也未曾提及朱载?的十二平均律。
乾隆皇帝该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明君之一，但这个圣明的乾隆帝，在现代电视剧里领尽风骚，却把朱载?的律学理论糟蹋得一无是处。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编撰了《律吕正义后编》，共120卷。这本御制“后编”，条陈了朱载?律学的“十大罪状”，以问答的形式将其斥为“臆说”。
“（问曰）……明郑世子载?，不宗黄钟九寸、不用三分损益、不拘隔八相生、不取围径皆同，何也？曰，此载?之臆说也！”
乾隆组织一帮文人，反驳朱载?的主要理由，称之为十条“臆说”的理由，就是拿他的理论与古代相比，这样，古法自然没有与之相合者。
在乾隆们看来，古人没有说过的当然不能说，古人没有做过的当然也不能做，创立新说，提倡新事，就是“臆说”，就是大逆不道。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大多称载?“文饰其词”。
在《律吕正义后编》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下，19世纪的100年间极少有人敢说十二平均律的好处。
即便是能够看出朱载?十二平均律要义所在的乐律家，也仍然死守教条，认为它不如三分损益法好。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朱载?音律理论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激烈反对的时候，实际上它又影响了清代几百年的乐律理论家，那些谩骂他最厉害的人，又恰恰是最受他影响的人。
清康熙帝、乾隆帝前后编纂的《律吕正义》，“实系剽窃朱氏之唾余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对《乐律全书》的评价中，也说：“圣祖仁皇帝，备采其说。”
高山流水惜知音
被曲解和批驳了100多年后，在18世纪，出现了一个让朱载?可以有所安慰的人，一个他的知音。这就是江永。
出生于1681年的江永，字慎修，婺源（今属江西）人，他毕生从事乐律学研究，从不轻易盲从古人之说。
“而立”之年开始，他逐渐怀疑宋代蔡元定的《律吕新书》，“不惑”之年，他又主张音律实践不必拘泥于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知天命”以后，他大胆摈弃了历代的“候气说”，开始著《律吕新义》，只是毕其一生的思索，江永总也找不到一种替代三分损益的更好的方法，直到77岁第一次看到朱载?的《乐律全书》时，才得到解决，并借此又对朱载?的理论进行了完善。
又是他，第一次为朱载?的十二平均律鸣冤。
针对乾隆皇帝组织编撰的《律吕正义后编》的论调，他说：“载?之书，后人多未得其意，或妄加评隙。”
同时，他还补充了朱载?在音律理论上对夹钟的计算，以反驳乾隆一帮攻击新法密率“并无次求夹钟之法”。
对于这个知音的出现，朱载?似乎曾有预感，他在《律学新说》里说：“聊述愚见数篇，刻而传之，以俟后来具眼之士或有可取焉。”
但朱载?没有想到，在他以后的300年里，他的知音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江永。
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学家刘复（字半农），开始以现代科学的形式，对朱载?的十二平均律进行深刻阐述，朱载?的音律理论才开始慢慢在沉睡的人们心中苏醒，他也逐渐开始恢复在科学、音乐史上的地位。
刘复说：“……明朝末年，朱载?先生发明的十二等律，却是个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大发明。他把一协（现称为八度）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半度，是个唯一无二的方法。直到现在谁也不能推翻它、摇动它；他所用的算法，直到现在还是照样地做；他算出来的数目字，直到现在还是直抄了用，不必我们自己费心……全世界文明各国的乐器，有十分之八九都要依着他的方法造；即就北平而论，至少总有一二千架钢琴，却没有一架不用他的方法定律。这种发明，恐怕至少也可以比得上贝尔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留声机吧。”
似乎自己的宝贝太多，或许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太深厚了，朱载?的惊世发明，30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荡起些许涟漪。
这是中国的悲哀还是朱载?的悲哀？
一个强烈的反差是，当朱载?在中国大地上被冷落、排斥的时候，西方人却把他的发现当作了宝贝。朱载?的成果传到欧洲，即引起强烈反响。
许多专家认为，欧洲的十二平均律是由于受到朱载?的音律理论的启示而完成的。
实际上，当人们专注于十二平均律的时候，朱载?的另一些成就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未完待续）
“世奇才朱载?”系列之三 广研博采成就多
十二均律东传西
在西方，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荷兰数学家、工程师斯特芬是西方第一个找到了解决十二平均律的数学方法的人。
他的计算结果精确到五位数字，且比朱载?晚了十几年。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认为，斯特芬的平均律可能受到朱载?影响。
有趣的是，斯特芬的平均律和朱载?一样，在当时几无赏者。斯特芬将有关十二平均律的论文写完后，就交给他的一位朋友，希望得到有实践经验的音乐家的认可。但这个朋友随便看了一下后就把论文丢在一边，从此不再提这回事，而斯特芬本人对自己的论文也不再关心了。因此，斯特芬的发现基本未对西方音乐艺术产生太大影响。
继斯特芬之后，1636年，法国数学家、哲学家默森在他的著作《和谐宇宙》一书中计算出和朱载?完全一样的数学表达式，他的结果与朱载?相比晚了55年。
默森以后的17世纪，欧洲的音乐家继续进行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直到18世纪前半叶，德国作曲家、西方音乐之父巴赫分别于1722年和1744年创作了《平均律钢琴曲集》，集子充分发挥了十二平均律的作用，并最终证明律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此以后十二平均律在理论和实践上才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这时候，离朱载?创造同样的理论已相距150余年。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戴念祖先生认为，至少在默森发现平均律前，朱载?的研究成果已传到西方。
从朱载?完成十二平均律的1581年到默森完成同样发现的1636年，正是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活动的兴盛期。
1565年，耶稣会会士在中国澳门成立教会，训练传教士，研习中国书，从这个教会很快就发出一股书简的洪流，将中国文化的实质内容告知西方世界。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中文，此后，先后有葡萄牙、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
他们中不少人受到明朝的赏赐，当1600年利玛窦、庞迪我等人携带贡品谒见神宗皇帝时，神宗皇帝待以上宾之礼，允许他们在京师居住。
在士大夫们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时，也不断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时正值朱载?在1595年和1606年分别将其著作进呈朝廷时期，这样传教士们自然会得到相关信息。另外，金尼阁传教士曾于1613～1617年返回欧洲，在中国期间，他曾进入河南传教3个月，其后又不断往来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而朱载?居住的郑王封地怀庆府，正在金尼阁旅行传教的路上。
明代修编《崇祯历书》，皇家天文机构曾先后聘请多个西方传教士参与编修，而当时参与编修的必须是通晓中西方数学和音乐的。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朱载?的十二平均律跨海越洋，走向西方。
朱载?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学术界所惊叹。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则称：“平心而论，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但是还没有得到传播的证据。第一个使平均律在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当归之于中国。”
比利时的马容说：“在管径大小这点上，中国的乐律比我们更进步了。王子载?虽然没有解释他的原理，只把数字给了我们，我们不难推想而知，而且我们已照样制作了律管，实验所得的结果可以证明这学理的精确。”
也许正因此，欧洲人称朱载?为“神人”。在日本和东南亚，朱载?则被称为“异人”。
“管台”尚在音韵消
在怀庆府城内东北角，有个面积280多亩的湖，叫天鹅湖，据说因为这里以前有很多天鹅栖居而得名。湖的南部有一小岛，史料记载，明正德年间，岛上建有楼台亭榭，四周万柄荷花飘香，故名“荷花茶馆”。朱载?在重返郑王府的15年间常到这里，但不是迷恋歌舞酒宴，他在这里是构思舞谱、提出《异径管律》论、研究和制造以十二平均律原理为基础的律管，后人把这里称作“管台”。
2004年7月的一天，早上6时许，我来到这里。其时，湖四周到处是散步的人，一个偌大的空地上，一群市民在跳着现代舞蹈，另有两三个市民，拿了乐器，就在岸边，咿咿呀呀拉将起来。
湖未被污染，湖水很清，荷叶田田，荷叶之间，有水鸟兀自嬉戏翩飞。
静与动，湖与树，湖里岸边，浑然一个诗的国度。
15年，在这样的一个至美的境界里，朱载?完成着自我，实现着自我。
可以想见，朱载?踏着露珠，迎着朝阳，将自制的律准、律管等乐器，与乐工们同操琴瑟，弹弦鼓乐，细细品摩。
音乐理论总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单有理论是不够的。就这样，朱载?成了一个乐器制造家，并提出了管口校正方法。
所谓律准，或简称为准，是一种定音用的弦乐器。中国古代兼用弦律与管律。律管可以定音，但在未经管口校正以前，除黄钟一管外，其他各管都不能与拟定的律制相吻合，而弦准可以准确地按律数定律，虽然弦线张力及其粗细会影响发音，只要以发标准音的某一律管（如黄钟管）确定其音高起点后，其他各律在弦线上就比较容易确定。
传说周景王（公元前544～521年）在位时，乐管伶州鸠曾制造一种称为“均钟木”的律准。他告诉周景王这是“度律均钟”。
其后，东汉、三国、北魏、五代时期分别造有不同的律准，但无论哪种律准，都是建立在三分损益法基础上的，于朱载?理论并不适合。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和合理，他只有造一个全新的律准。
朱载?造出来了，在《律学新说》里，他详细叙述了均准的形制特点，还在它的两侧分别标刻新旧二率的律数，方便人们比较。
朱载?造的律准，不仅是定律器，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件建立在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基础上的弦乐器。他所提出的管乐器的管口校正方法和校正公式，比西方同样的物理理论早300余年。
朱载?时的律管制造在今天成为一团迷雾。
1986年到1991年，上海音乐学院历经几年，复制出朱载?时的律准。而他制作的律管，直到现在，据说还只复制出了36根律管中的一根。
一位外国学者不服朱载?的创造，想提出新法来超越朱载?，但用了20多年，难出朱载?十二平均律其右，只得放弃。
“文质彬彬”乃君子
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有如此广博的视野，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如此卓绝的成就，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文理兼备如此全才。
但朱载?做到了。
现代人讲跨学科人才，朱载?的实践比现在的人们早了400余年。
朱载?是音乐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历学家、乐器制造家、物理学家，但你想象不到，他同时又是个文学家、舞蹈理论家。
朱载?写有《醒世词》，内收曲词73首，就是这样一部薄薄的诗集，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河南、山西一带民间被辗转传抄。
清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一位不太出名的儒生贺汝田的话描绘出了朱氏诗词传抄之广。他收集部分抄本加以选编、雕版成书，并作序说：“此书流布人间，俱系抄本……余搜寻数本，考校选择，刻此73条。”
朱载?的诗多是宣扬正直、鞭笞人情险恶的，具有劝谕性质：“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且休夸，十年富贵，再看谁家？跨海难，虽难犹易；求人难，难到至处。亲骨肉深藏远躲，厚朋友绝交断义。相见时项扭头低，问着他面变言迟。俺这里未曾开口，他那里百般回避，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听知！自己跌倒自己起，指望人扶耽误了自己。”
这更像一首自叙诗。
说实在的，我心里一直想不明白朱载?在父亲获罪，自己“席蒿独处十九年”时的情景究竟怎样，而史书几无记载，当我读到朱载?的诗时，我似乎碰触到了一点历史，顿时，有一股酸涩在我心里荡漾开来。
我想起李约瑟的一句评价：“朱载?虽然远离欧洲，但他同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
作为王子，作为那个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不去尊奉、宣扬有利于本利益集团的思想，却反将手中的利刃刺向他们，非大男儿，非大志向，难有此气概。
朱载?的《乐律全书》中，舞蹈占有相当的分量，“全书”有十四种书，专门讲述舞蹈的就有四种。
他的这些舞蹈书，几乎是现代舞蹈的教科书，在中国舞蹈史和文化史上成为不得不提的一笔，书里不仅有单人舞谱，更有大型舞蹈、字舞谱，像“天下太平”等等。
朱载?的书就是当时系统的舞学大纲。
“时至今日，舞蹈艺术的发展远非朱载?时代所能比拟，但是，作为科学的舞学这门学问，无论我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如今，走进沁阳，你是无法不感受到朱载?的，因为现代的沁阳人已多了对朱载?的了解，沁阳市很多方面都渗透着朱载?对它的影响。
许多人都意识到，朱载?已经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朱载?艺术学校、朱载?小游园等等，虽然并未经朱载?“同意”，招牌都已经挂起来了。更有意味的是，沁阳市立于入市口的市标，也与朱载?联系到了一起，那个市标名为“律动”。
但就在十几年以前，在很多人眼里，还不知朱载?是谁。
而有些搞音乐的专家，亦不知朱载?是何方人士。 （未完待续）
“旷世奇才朱载?”系列之四 大俗大雅忆“闲王”
纪念馆中汇人生
在沁阳市北寺街薛街一号，有一个不大的院落，这就是朱载?纪念馆了。而这里，就是朱载?曾经居住的地方――郑藩世子府的一部分。
或许是盛夏的原因吧，和热闹的景区相比，这里实在是过于冷清了些。朱载?纪念馆馆长杜景丽有些尴尬地说：“可能是因为星期天吧，人少！”
邓宏礼先生对这里颇多研究，他说，按藩制规定，世子府正房两间、上房五间、厢房十六间。由于清康熙年间河内令方愿瑛把世子府改为公馆，因而现存建筑并不与藩制所定的世子府完全一致。
世子府现存面积1730平方米，大四合院布局。通面阔十一间，左右厢房各三间，计八座二十八间，全为单檐外廊。外廊与室内以通体隔扇门窗分开，门窗木雕精致。
1990年，在河南省文物局的关注下，世子府进行了大修，才变成了如今的模样。1991年，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这个纪念馆代表了朱载?地位的恢复！”邓宏礼先生说。
朱载?的被发现离不开上世纪80年代原先分管宣传的县委副书记陈连秀，但发现却很偶然。1981年至1982年间，时任县文管办副主任的邓宏礼被陈连秀叫去：“你把府志县志好好看看，这个人（朱载?）不简单，好好做做工作，将来可以大力宣传！”
就这样，邓宏礼走上了寻访朱载?文物遗迹之路。其间，张坡村村民反映的情况引起了邓宏礼的注意。村民们说，那里有一座墓，以前有专门的校尉营看守，后来断断续续都有人看，直到日本人来了、闹大灾荒时才没有人了。但调查结果，百姓们只知道这是个“闲王”，建有“育音坊”，有“让国高风”，别的一无所知。
而朱载?的“再次成名”还应该感谢一位老工人。
1984年的一天，这位老工人拿着《律学新说》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音协原主席、曾给电影《王贵与李香香》配音的吕骥先生说：“这本书你看过没有？”
吕老坦陈：“没有！”
“这个人很不简单！”
吕老看后很为吃惊：“十二平均律是朱载?发明的？”当时正是“律学新说”诞辰400周年之时，吕老遂决定倡导一个全国的学术会议。
1986年9月，一个分别在郑州和沁阳两地举办的“纪念朱载?诞辰450周年暨全国学术讨论会”召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由此，才真正揭开了研究朱载?的大幕。
如今的朱载?纪念馆主要由四个展室组成，展览内容主要分为朱载?的家世生平，朱载?的治学精神，朱载?的学术成果和朱载?在国内外的影响四个部分。
纪念馆虽然开馆不久，展览室外、室内留下了当代名人的足迹，有很多大家即兴留墨。在第三展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先生的一副联，基本概括了朱载?的一生：
九峰隐名宦七疏让国高风仰九州
丹水扬翰墨十二等律历算闻四海
实际上，一个小小的纪念馆，也基本融铸了朱载?先生的一生。
神道碑上铸精魂
实际上，1986年的朱载?学术会议，除了把朱载?从400年前重新拉回人们面前，并最终促成纪念馆的创建外，一个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沁阳发现了“神道碑”，而在此前，朱载?究竟哪一年出生，史书中居然难寻答案。
碑的一部分现保存于朱载?纪念馆，全名为《郑端清世子赐葬神道碑》，但这块碑从未立在墓地。朱载?在遗嘱中强调，在他墓前不准立碑，如果一定要立，就得立三尺以下的无字碑。神道碑是在朱载?逝世十三年后刻的。当时，朱载?二儿子翊?在天启甲子（公元1624年）渡河请王铎撰文。
原碑高五尺宽四尺，草书一千七百七十四字（也有说是一千七百六十八字）。碑刻成后，因为父亲遗嘱在先，翊?并不敢贸然立于墓前，所以一直陈列在“郑王生祠”的外廊下。1938年冬，日本兵侵占沁阳，火烧九峰寺院，神道碑在大火中裂成数块。有心的张坡村民怕碎块散失，待日本兵走后，抢救下碎块并埋下保护。直到1986年学术会召开，有人提及此事，沁阳文管会即时发掘，这块碑才重见天日。
其时，挖了两间屋，发掘出土200余块，朱载?纪念馆保留的是最大的一块，存有四百六十余字。
2004年7月，顶着火一样的太阳，我来到曾经发现这块碑的地方，但这里只剩下了一座颤颤欲倒的老屋。
但这里委实是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相距不远，便是通幽曲径，绵延九峰，大片大片的竹林，曾经是竹林七贤相聚吟诗的所在，旁边不远，是小小的溪流，发出微细的声响。
朱载?来这里，本是求得“门无车马终年静”，但怀庆乡贤、远道学者不断慕名登门拜访，这里慢慢又变成了“学宫”。为方便来人与朱载?交往，本旨清静的九峰寺院，也开了“后门”。朱载?在这里校注、刊刻、著述，每隔几日还要写上一两首词，悬挂在墙上以抒胸怀，请人品评，来者争相抄录，诗词越集越多，终成《醒世词》：
“纸糊窗，竹作榻，挂一幅单字画，种几枝得一花。”
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有字无字碑皆立
打开历史书，你很难找出第二个朱载?这样的王子，一个真正和平民百姓浑为一体，和老百姓走得那么近的王子。所以百姓心里，他是永远的丰碑，是百姓心中的神。
朱载?的墓前原先有一通高不足三尺的无字碑。这块碑换了几换，后来不敢在这里立了。在怀庆人心里，朱载?的身躯和灵魂化成了这块无字碑，碑有先知灵感，谁有了碑上的石头，就能消灾化疾，并保全家平安。结果，很多人都要来敲一块拿回家。就这样，第一块无字碑不知何时被敲完了，第二块没立多久，又被人敲了，第三块碑只好移到了朱载?纪念馆保存。
“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要挖朱载?的墓碑（当时碑在墓下）“破四旧”，后来知道是朱载?的墓时，挖坟者再也不敢挖了，动员别人也没人肯挖。
围拢在记者面前的村民们争着说朱载?的故事。张坡村70岁的赵子彬说：“看到朱载?墓旁的柿树了吗？那儿记着‘闲王’的功德哩！明万历年间，天荒，人吃人，心系百姓的朱载?当时沿太行山考察，结果发现万物凋零，只有柿树挂果，于是放言，谁家种活一棵柿树给一斗粮食、20文钱，柿子成熟后可以领。不久，又遇荒灾，很多百姓靠柿子得以活命。如今，沁阳有‘一馍二柿三红薯’，那就是从朱载?开始的！”
朱载?墓地附近张坡村、山王庄乃至更远地方，至今保留着一个风俗，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请吹鼓手，而且特别高看，都是给他们抬来八仙桌，摆上比待客还要好的酒菜。而这就是为纪念郑王朱载?的。
朱载?晚年隐居张坡村，经常和鼓手班子来往，和这些民间艺人交流技艺。当他听吹鼓手朋友说因是“巧要饭、下九流”，而“坐的是冷板凳，吃的是门外饭”时，他决心为他们争口气。一天，廉颇村有个廉大人要为儿子办喜事，朱载?就随鼓乐班子去了。等到花轿来到廉大人门口，新娘子就要下轿时，唢呐乐器戛然而止，朱载?蹲在小板凳上喝冷水。廉大人见状，心里明白了几分，忙叫人搬来八仙桌和柳圈大椅，自己亲自端来热茶。朱载?不坐椅也不喝茶，说：“吹鼓手是下九流，咋敢坐大椅？”
此时，人越聚越多，鼓手班子里的人就说：“郑王老爷，饶他这一次吧！”廉大人闻声，“扑通”一声跪在朱载?面前，连声说：“郑王爷恕罪！”自此，这一带不管谁家请鼓手乐器班子，都要抬来八仙桌子，摆上一把大椅。
站在朱载?曾经隐居的地方，听着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回想着朱载?在“阳春白雪”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也许我该舍弃这些百姓神化了的传说，毕竟，这大雅与大俗，反差竟是如此巨大。
但我感觉那么分明，仿佛百姓的故事就发生在身边，我舍弃不了。我更无法去把握：朱载?，他到底该归于哪一类？归于谁？
黄土无声，那个埋葬着朱载?的小土丘无声，也许，答案就在这里。（全文完） 出身皇族生长在皇宫那个小圈子里，却有着这样的见识，这样的才华，定然是个天才，
呵呵，想一想，他也是个很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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