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盛行权钱交易 股市丧失四大功能
中国资本市场盛行权钱交易 股市丧失四大功能2007年06月29日 08:44:06 中财网
中国股市：管理过度，治理不足
中国股市是行政机制进入的资本市场。换言之，是由行政行为控制市场行为、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使市场行为从属行政行为、创造租金的资本市场。虽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几经改革，但上市资格的核准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还控制着发行节奏与发行规模。
■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３）
中国股市管理过度的表现
表现之一：用计划手段配置市场资源
上市资源，本来是一种市场资源，应该采取市场手段衡量其是否具备条件，但在中国，新股发行方式上沿用指标控制的办法，基本上是一种指标分配加政府行为的模式。
在指标模式分配下，各部委、各省市都有发行股票的额度，分配资本资源，这种用行政办法进行额度分配、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本资源的办法，极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在指标模式分配下，受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驱动和限制，在上市公司选择上很难保证客观性和公正性，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好的企业被排除在上市之外，而一些不好的企业却被圈定为上市对象。
股票的发行有额度分配，与此相关的是审批制度，这种"凭票供应"的办法造成了上市的不平等机会。尽管有的企业业绩好，而且行业成长性也好，但由于没有分配到指标，就不能上市；而有些经营业绩很差的公司，只要分配到指标，也可以上市，造成了证券市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竞争。
表现之二：政府用非市场手段干预股市
通过对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间股票行情的统计，通过相关研究发现，由政府政策引起的股市波动大约占７０％，其中股票价格的几次大幅波动都是由政府政策引致的。
这样，本来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市场起不到作用，而投资者大多看管理层的"眼色"行事，老在估计管理层将出台什么政策--是股票发行的扩容还是资金的扩容，形成中国特色的"政策市"。
从国外的情形来看，市场的力量是决定性的，这是世界股市的普遍规律。因为市场的供求关系有规律可循；而非市场因素，无规律可循，风险非常大。国外的成熟资本市场以理性机构投资者为主，中国的资本市场则以散户中小投资者为主。国外金融机构几乎清一色是私人公司，而国内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是国有的。
表现之三：最基本制度安排--法律缺失
法律作为股票市场的最基本制度安排，需要政府及时提供，但中国股市建立以来，已经正式实施的与股票市场直接有关的法律只有《证券法》与《公司法》，有关股票发行、交易、退市的基本制度安排都以《暂行规定》或《条例》的方式提供，而且不少缺乏可操作性或针对性不强，有些法规成了政府调控股票市场的工具。
表现之四：上市公司治理缺陷没有得到有效弥补
中国股票市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服务，那么，发行股票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以国有上市公司为主体的市场主体从表面上清晰了产权，但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是不适应股票市场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因此，中国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具有先天不足的特性；同时，又由于国有股占绝大多数，运作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后天又失调了--表现为企业尽管上市了，但其治理结构、人事安排、激励机制和战略决策，一定程度上是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能按照市场要求运作，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自身信用水平又低。
股市管理过度的制度原因
（一）两次制度突破
中国股票市场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那时，人们在改革实践上是很大胆的，提出和探索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多种形式--承包、租赁、扩大企业自主权、拨改贷等，包括股份制。但实践证明，许多改革形式只是过渡性的产物，随着改革的发展逐步失去了生命力，只有股份制成为最具生命力和前途的一种改革形式。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由于多方探索，在中国股份制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有街道企业、有集体企业、也有合资企业，这些都是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自发组织的筹资形式。这个阶段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次制度突破，是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萌芽生长出来的新生事物，其主要特点是自发的，标志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这两个证券交易所都是由地方政府组建成立的。
初始阶段的股市，既不规范，又充满投机，许多人啧有烦言。在关键时刻，邓小平果断地支持其继续规范发展。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央政府第一次明确承认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二次制度突破--我们国家开始有意识地要搞股份制和股票市场了。
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目的很明确：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更加确切地说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服务，到１９９７年进一步明确为国企解困服务--这是当时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对于这个定位，可以这样认识：首先，为国有企业服务是对的。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都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发展资本市场为国有企业改革和服务是对的。其次，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也是对的。从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来看，资本市场是资本运作的市场，筹集资金是股市的基本功能。第三，本来筹集资金，是为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现在却为了解困服务，所以筹集资金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这样发展股票市场渠道变窄，证券市场发展必然受到限制。
?二 现代市场受到传统体制的种种约束
我们回过头分析：当时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需要筹集资金，于是股份制的萌芽在中国产生了；后来，承认股份制这一形式，有意识地运用它了，但动力却是为了筹集资金。因此，筹集资金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动力。
筹集资金这个功能非常实用，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股市受到计划经济和传统体制的种种约束。表现为：
--发展股市不能造成国有股权"流失"。在特定的时期，国家的股份不能卖，在发行股票时，不是把股票卖给股民，而是通过增发股票的方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股票市场上都是采取增资扩股的形式--直接目的是为了避免国有股权的"流失"。
--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流失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规定国有股不能卖，不能卖似乎就不会流失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形式逻辑，本身不是严格的。增发股票一定意义上稀释了国有股权，也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公有经济在数量上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为什么中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就是保证公有股份一定要占绝大多数；但实际上，从单个企业而言，不需要占绝大多数，照样可以起到主导作用，绝大多数并不是必要条件；从整个国有经济来看，公有制是否起主导作用，主要要看它的影响力。在某些行业，公有制占绝大多数是必要的；但在另一些行业占绝大多数反而影响了宏观经济，把有限的资源平均分配给每一个行业、部门，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中国在发展股票市场上，一方面，要筹集资金--这是很实用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减少国有资产流失，让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于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中国股市那么多的问题。
（三）政府身份的双重性
一方面，政府是建设者、监管者，对股市的市场秩序进行维护，确保股票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但在中国股市，政府还拥有另一个身份--国有上市公司的股东，这样，必然受到自身利益的束缚，总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使其监管者的身份难以超脱。
（四）存在设租和寻租行为
寻租在经济学意义上指利用垄断资源寻求垄断租金，即超过其机会成本的额外收益行为。寻租是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被扭曲的结果，同时又会进一步扭曲这一进程。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由于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在过度投机支撑下的高收益并不与高风险相对称。于是，证券市场中的钱权交易、违规操作、损公肥私等寻租活动必然盛行。企业为上市而跑"部""钱"进，中介机构为高额佣金而违规透支，政府官员利用职务公款炒股；上市公司不务正业，利用内幕消息炒作自家股票，操纵市场价格；上市公司以配股代替派息，不给股东回报而要求股东不断给予回报，使投资者风险不断被强制累积。
虽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几经改革，但上市资格的核准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还控制着发行节奏与发行规模。这样，一些非达标企业就在会计账簿上大做文章，通过注册会计师制造虚假报表，注入短期资本以增加注册资本，"达到"要求后，寻求股票发行的高额租金；而"达标"的企业则对政府官员进行公关，以缩短排队时间，尽快上市，使寻租行为形成。还原资本市场的"四个功能"
看看西方资本市场的情形。翻开世界证券史，我们不难发现，发育成熟的股市具有"四个功能"--
功能之一是直接融资功能。它能将国民储蓄直接转化为投资，这和银行贷款不同，银行贷款是间接融资。
功能之二是市场化的资本配置功能。股市作为配置资源的渠道，通过市场来进行。
功能之三是再培植功能。原来不好的可以再培植，再培植的基础是资本的流动性。
功能之四是机制选择的功能。通过竞争，市场筛选机制好的上市公司。
因此，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战略的竞争，更是企业制度之间的竞争，是治理结构的竞争。股民选择股票是基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治理不足导致机会主义盛行
正是由于中国股市不具备应有的"四个功能"，造成中国股市的机会主义盛行。
如前分析，中国发展股市的最初目的，为的是为国企脱困，更加确切地说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服务，到１９９７年进一步明确为国企解困服务。后来发展到为国有资本层面的战略性调整服务。
这样一来，无论哪一次股市的改革都表明，中国股市是行政机制深度进入的资本市场。换言之，是由行政行为控制市场行为、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使市场行为从属行政行为、创造租金的资本市场。这样，上行下效，整个股市难免盛行机会主义。
在上市公司质量不高难以获得红利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就希望获得资本利得，他们虽然明白中国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过高，投资价值低，但为了获得股票差价，就希望政府不断制造牛市行情，这对股市的平稳发展极其不利，使其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圈钱的工具。个人的机会主义，会使股市充满浮躁气氛，大家纷纷捞一把就撤。
因此，完善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还原股市的"四个功能"，破除政策的机会主义，鼓励投资而不是投机主义。因此，要形成大牛市必须靠治理。 治理股市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断开政府与国企的"父子"关系。扭转政府掌握国有企业控股权这一意识。其实，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否，并不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在谁的手中，而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上。如果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很差，控股反而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因此，除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大型国企由政府控股外，必须断开政府与国企的"父子"关系。
其次，将政府管制控制在有序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让供给和需求去引导资本市场的运作，上市不能再搞审批。政府所做的就是制定规则，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再次，让市场自律组织发挥应有作用。政府必须转变对证券交易所的管理方式，适度放权，充分发挥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提高监管效率。
最后，加速股市的法律化改革。股市长期发展必须加大法律这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依法行政。因为，缺乏法律约束的行政权力必然导致机会主义盛行。
□ 贾品荣 中国经济时报 管理过度，治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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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口学游泳. 呛水是难免的:) 哈哈 你我对自己有信心. 快乐就在过程中.[img]http://cimg.163.com/news/bbsimages/face/14.gif[/img] _____纪念香港回归中国十周年
达力集团（029HK）每股资产十几元股价一元多，
我自己买达力股票还建议布什买达力股票。
布什写信给达力主席要求管理层提升股东价值，
我马上收到香港证监会通知接受调查，
因为证监会的孙文德“有理由”相信，
我买卖达力股票可能不符合公众利益。
没有人告诉我孙文德和达力的彭杰文是什么关系，
也没有人告诉我在香港买股票要先考虑公众利益。
孙文德派了一个刑事犯叶敬贤来调查我告发我，
又安排了一个没有交易经验的职员冯秀杭做专家证人。
冯秀杭在法庭上承认自己错了，
但澳洲法官卫以宽说证监会毫无疑点证明我有罪，
还说我罪行严重要立即入狱四个月不准保释，
但判决书花了五个月时间才写出来。
判决书说即使我的交易行为是商业行为也有罪，
因为我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所以一定知道自己在犯罪。
卫以宽是法庭开审前几天被安排顶替了一个华人法官，
这样的事在上诉过程中又连续发生了两次，
每次都是在开审前把华人法官换成外国法官。
我写信向行政长官和首席大法官投诉，
结果第四次上庭时三位法官全是外国法官。
一共有两名澳洲法官四名英国法官来审讯我，
因为证监会和律政署的要害位置也是澳洲人英国人，
香港回归十年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港人治港”。
高等法院的澳洲法官McMahon说，
裁判法院的澳洲法官卫以宽的判决可靠又令人满意，
可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动机是什么？
据两位澳洲法官说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澳洲杀人犯，
他虽然无意杀伯仁，但伯仁因他而死结果被定罪。
我说我只是买股票并没有杀伯仁也不知伯仁是谁，
何况我是中国人他是澳洲人风马牛不相及，
澳洲法官说澳洲杀人犯的判决已有定论所以我没理由上诉！
我把上诉书直接寄给了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
终审法院安排两位外国法官和一位中国法官出庭，
因为终审法院总共只有两位外国法官。
终审法院的外国法官Bokhary认为，
违反基本法“港人治港”原则不是上诉理由，
违反基本法制度的立法程序不是上诉理由，
违反基本法保护人权的条款不是上诉理由，
违反基本法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条款也不是上诉理由！
香港终审法院认为，
从大陆来的中国人在香港没有上诉理由，
因为香港的司法系统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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