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必然及其它
1、提及11世纪王安石的改革，人们常常是惯于总结其失败的原因，更着力于其与保守派的角力，却少见逆向的质疑。事实上，对于今日的学者，也许更该少问“王安石何以失败”，而应追问“王安石的改革若是成功将会如何”。对于前者，公认的看法是其用人不当，乃至良政扰民，断送了看似辉煌的前途。然而纵然是用人得当又能如何？后人多诟病其继任的章淳、蔡京诸人，却未考虑其政策本身是否存在疑问。王安石改革，也许被人的幻想过于美好，因此不愿去考虑改革背后的诸多疑云。忽视宋自身的政治特点在这场改革中的角色，或许会使人只能见到历史的一张面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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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改革，首先值得疑问的便是其改革的目的，也就是说这场改革是否是必要的。这就牵涉到宋自身很是独特的政治制度。这种独特，简而言之，便是“开明”。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相比，宋的先进型无疑是最为突出的。后人追忆其盛世繁华，不但是痛惜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鼎盛，往往也正是基于诸如“不以言论杀人”之类的国策。宋在中国历史上的阶段地位便因此让人耐人寻味：何以是偏偏是这样一个时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朝代？
如果将中国的古代史加以划分，公元756年的安史之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它不但意味着盛唐急遽转而衰落，中原从此陷入极度的混乱，而且也使得中国古代史开始从中古转而进入近古。历经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五代十国的大混乱，到后周时期，中原才渐渐恢复了点生机。世宗皇帝柴荣以侄子身份继承大业，却给了这个国家以久已未见的曙光。而此前的中原之君，即便是有心重振河山，却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典型例证之一便是甘露之变，失去了一次改革内政的机会。而后唐仿佛出现了点生气的样子，唐明宗李嗣源却“得无其人”，苦于没有治国之能臣的相辅。一直到柴荣时期，中原才正式迈出了复兴的脚步，天朝有了点恢复的迹象。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得知柴荣心目中的理想国度究竟何样，难以推测若柴荣不死，则后周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汉唐。只能说：柴荣的执政使得中国从泥沼中走了出来，而历史又使得中国在公元960年发生了一次“震动”：从此中国彻底走上了不同于汉唐的轨道。柴荣的亲信与肱股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作为皇帝而言，他似乎命运多舛，不但自己死因让后人生疑，乃至“斧声烛影”，直到几百年后高宗退位，才使得皇位又回到了他的后人手中。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却做了几件非常让人赞赏的事情：其一是优厚逊帝，其二是不抑兼并，其三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虽然第一条看起来似乎是基于皇帝本人的仁厚，但是能够世代优待柴氏宗族，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很难找到类似的例证的。似乎唯有西晋有着这样宽厚的政策。但是当面对第二、三条的时候，就很难说赵匡胤本人当初这么做仅仅是出于收买人心。我更宁愿相信赵从父辈等人及其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已经痛感改变时代的必然。他也许并非出于本意，但还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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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其不抑兼并政策的国策。后人往往将宋之富有归之于此。然而当初赵匡胤何以不需采取重农政策呢？
对照中国历史的循环，“东周（分裂）－秦（短暂统一）－汉（长期统一）－三国（分裂）－西晋（短暂统一）”到“魏晋南北朝（分裂）－隋（短暂统一）－唐（长期统一）－五代十国（分裂）－宋（？）”，北宋的处境其实和西晋极其相似：国家承继前朝的想对强大而统一天下，然而国内却危机四伏。西晋虽然被认为亡于“八王之乱”，然而以为若不出现中央的内斗，西晋将是一个长期王朝，那也是没有看清其必然迅速崩溃的内在原因。继承魏国休养生息国策而统一天下的司马氏本质上是一个老牌贵族对新锐贵族的反动。轻视名理的曹操于乱世崛起，打破了山东传统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而以颖川集团为代表的大族则迟早是要与这样一个依靠威权的年轻政府所不和的。司马氏可以轻而易举获得魏国的统治权，说明当时的大族都倾心于由自己的代理人来建立一个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新朝。然而门阀的统治却埋下了迅速崩溃的祸根。因为中央政权是依靠几大家族所支持建立的，因此其脆弱性暴露无疑。即便不出现“八王之乱”，也是会迟早出现“六王之乱”、“五王之乱”的，它注定是个短命而内乱不已的朝代。事实上，晋朝始终没有能力解决好这个棘手的难题。因为它本身就是基于大族的支持而上台的，因此它无法获得有力的支持来压制豪族。即便是聪明能干的晋 帝也是无能为力的。直到南朝的不断改朝换代，再隋唐兴起科举制度，到了晚唐以后门阀制度才算彻底消失。因此，面对赵匡胤的一个有利政治选择便是：尽管他也是依赖于类似司马氏的政变办法上台的，但是他的政治基础已经可以摆脱世家大族的支持。这一好处并非是赵匡胤独有的机遇。事实上，无论谁站在那个历史阶段，都可以发现可以尽可能多的依靠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依靠身后的一堆贵族的支持而主宰国家命运的幸福。这样的幸福只能说是当历史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才会出现：作为还要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能够尽量摆脱大族的人身控制，使得国内的实际阶层之间的矛盾尽管依旧激烈，但是由于前者已经不纯粹受后者的约束，两者之间出现了可以松动的空隙。而这一空隙则为宋的执政者所及时利用。 事实上，由于此前十国的商品经济逐步发达起来，北宋所依仗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富庶的江南。这是北宋的另外的一个优势。南方此前的分裂，使得不是每一个政权都可以单纯依赖自身的农业生产而生存下来。例如南平、吴等国，由于地域的狭小，不得不更多依赖与其他政权的贸易往来而储藏财富。这就使得无形中形成了对以往封建统一政权的优势：因为作为某一个地域的集团必须依赖贸易方能生存下去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去挑战既往统一政权下的重农政策。不得不承认：这是分裂的红利。因为如果国家始终长期在一个奉行极度重农政策的中央政府统治下，那么是难以想象商人是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利润的。这大概同样也是战国时多商人的原因吧？
总之，尽管北方历经了五十年不停地改朝换代，但是作为南方却在夹缝里出现了富足的萌芽。统一后的赵匡胤很快就可以发现这里的意义：他可以比西晋的统治者更少受到大族的约束，而却享受了南方富庶所带来的好处。既然可以不受大族的制约，那么皇帝本人的“专政”对象就自然转向了中小地主：他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如何处理好和后者之间的关系。而南方富庶带来的直接意义就是中央政府可以仰仗其强大的财力而压制任何可能企图崛起的大族乃至流民之变，进而维护自己的王权统治。
需要注意的是：在处理流民之变的时候，赵匡胤及其后来者的思维异常的大胆。他实际上是以“国家赎买”的方式而获得稳定的国内政局。这是一个非常新鲜而值得后人回味的思维方式。虽然后人多以该策的巨大耗用及其军队的战斗力低下而非议“冗兵”的效果，但是无论如何，宋的皇帝无疑是自主或者不自主的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对国内可能出现的最大矛盾加以润滑。毕竟如果想要避免西晋末年的流民问题的可选择办法并不多，如果依靠压制流民，强行将其约束在土地上，则很容易激起民变，进而造成国内的动荡。赵匡胤及其谋臣无疑是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首先：北宋政府当时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压制流民，由于它需要时刻面对外族的威胁，将自己的头号敌人确定为北方的政权，从北汉到契丹，它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因此中央政府是不能因为内部的过激政策而激起民变的以致自伤元气的。其次，想要不压制流民，又要让流民不致于成为动乱的源头，就只能让流民不流，以某种妥协的方式换取对方的顺从。北宋政府的这一做法已经体现出了当时政治家渐渐意识到了，想要达到自己的执政目的，面对各种矛盾，已经可以不单纯使用暴力而借助妥协的办法加以处理。毕竟政府的目的还是在于长久维系自身权威的存在，而不一定要无限加强这一权威，后者反过来往往会伤及自身。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在评述历代帝王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位非常懂得“统治之道、亦张亦驰”的宋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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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发，后人所看到的北宋的各项政策，其实是在往这样一种道路上行进：一方面由于尝到了发展商品经济的甜头，在经济体制上国家已无须再对兼并加以抑制。它一改历代的“重农政策”，追求是国税的提高而不是单纯农业税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无须顾忌大族对王权的威胁，在政治体制上国家可以采取较为委婉的方式，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重新设计各项制度，以全新的手腕来处理国内的各种矛盾。不管是赵匡胤还是赵光义，都可以较为从容不迫的规范新王朝的一切。更让后人赞叹的是：兄弟二人的目光是如此的敏锐的，他们看到了当时的最大的对手，并采取了最为高明的一手，以维系自身皇权的万世存在。
这个对手，绝对不是北方的契丹，甚至也不是后来的女真人与蒙古人。赵氏兄弟看到的，其实是他们现在需要打交道的已经不是几个具体的门阀大族，而是遍布全国乡间的中小地主们。正是这个阶层的向背才是最让他俩忧心的，新的政权是无力承受内部的争斗。在采取杯酒释兵权等措施之后，北宋政府事实上已经杜绝了内廷可能发生的激烈夺权斗争，却要时刻提防整个地主阶层对政权的质疑与背离。而这一背离在此前曾经埋葬了王莽短暂的新朝，而后又埋葬了让崇祯死也难以合眼的明朝。
纵观中国的古代史，能够获得地主阶层由衷地拥护的中央政权并不多见。最倒霉的也许是最浪漫的改革家王莽，他并非是个昏庸的皇帝，但是确实是个很没有政治远见与政治手腕的皇帝。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问题，却不清楚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手腕来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大族与外戚而登上皇位的皇帝，王莽的经济政策并没有给各大门阀带来实际的利益，而混乱外加自相矛盾的国内政策，连年天灾又使得新朝下的中小地主也无所适从。王莽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政权的着力点。他或者依赖大地主大贵族，或者依赖对中小地主，都有可能稳定当时的政局。加以缓和的政策休养生息，新政权的统治者应该是不至于迅速被愤怒的农民起义推翻，何况继起的东汉王朝更是个外戚与大族专政的政权。然而王莽在获得政权后却没有考虑清楚自己政权的基础何在，这就使得他的措施难以有长远性而言。在得不到实际利益的情况下，地主们无论大小，当然都会跟着老百姓一起揭竿而起的。
同样，崇祯尽管十三年来都倾心国事，然而坦率地说：他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极端与偏执的性格，使得朱由检完全是在以庸人的才华来挽救危局。他的亡国也在于始终没有让自己的政权获得一个最有力的支撑点。当时明朝的皇权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后世的清朝比之更为专制。但是这样的专制下，国内上下其实是并不在意是否一定要由这个“朱明”王朝统治自己的。对于一个冷漠对待士大夫、压制中小地主政治势力的朝廷而言，虽然它可以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避免皇帝为权臣与大将所罢黜，然而面对整个地主阶层，明朝采取的办法是“剥夺”与“排挤”。它相当于雇用了一批奴才来为自己服务，而不肯让度出心理与利益的空间。在洪武、永乐等皇帝所开启的钳制思想的政策下，明朝的文化畸形发展。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士大夫与普通民众阶层可以享受丰富的民俗生活；另一方面，皇权始终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着大明江山里的任何风吹草动。和赵匡胤相比，朱元璋的统治哲学无疑是单纯而更为直接的。他的政治理念简单的说就是“专”，其核心的实质就是将皇权从整个地主阶层的权力中剥离出来，通过种种措施无限放大这种权力，使之能够彻底压倒国内一切可能的挑战。这种对“专”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来获得国内的稳定的办法的优势就是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以“平缓的暴政”维系了皇权的自身的长久存在。只是这种存在是禁不起变局。一场流民的起义就断送了最勤奋的崇祯的江山，而一场少数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就断送了大清历代帝王的努力，其根本也在于明清两代在自以为获得了稳定皇权的时候，却剥夺了其权力基础――中小地主乃至士大夫阶层的对政权的心理认同感。只需外来的大手一推，民众将很快无情地抛弃自己曾经的主人，即使后者的统治能力未必就比这个主人强。对于代表民众主流力量的中小地主而言，重要的在于是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谁是这个国家名义上的君主。
相比之下，北宋的皇帝们无疑是赢得了国内主流力量的支持的，而办法还是那两个字――“妥协”。与杯酒释兵权一样，北宋的皇帝们采取的都是通过“赎买”这一万能法则来消弭对方的威胁。对待成千上万的中小地主而言，从宋太祖开始的历代皇帝都坚持了“不以言论杀人”的国策，其根本就是在于以让出部分皇权利益――甚至包括对于皇权本身的至高无上的可能的威胁――以让士大夫心理上更为平等的感觉参与政治的运作。而皇权则退而作为最高的仲裁与决断机构而存在。因此，对比宋与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相似点都在于皇帝在拼命从制度上堵住可能的被篡权的漏洞，以维系自身的万世存在，而不同点在于明清希望以剥夺士大夫参与行政权的办法来加强皇权自身的强大（其代价便是对皇帝的要求异常之高，乃至唯有勤勉还不足以开创清明政局，而有变局便弱不禁风）。宋则以允许士大夫参与行政权的办法，企图让皇权作为最终的裁决者而存在。这就使得国家的长久统治更多的在于整个制度的运转效能，而非某一个或某几个君主的无能昏庸就可以葬送自家的天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的统治者也许是出于自身政权获得的偶然性而感到难以对国家的统治采取一种更为强权的手段，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其实他们未必要以表面上的强权来维系政权的持久存在。事实上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他关心的始终应该是效果如何而非手段如何。赵匡胤应该是感觉到了他其实是能够通过“柔”的一手来应对当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何况其效果未必比一味强化表面皇权差。既然士大夫们都参与到自己的统治体系中，而且由于他们作为中小地主的代表是根本无法具有力量对抗天然具有法理性的宋天子的，那么就意味着自己的敌人实际上已经为我所用，那么还何必害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不可能！），或者在发生危机的时候离自己而去呢（无路可去！）？ 5、
那么，这样一种政治体系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皇帝本人的角色已经悄悄发生着不自觉的变化。虽然他依然处在极权体系的中间，但是这个极权体系在悄悄发生着质的改变。以皇帝为中心，实际上整个权力正在以网的格局进行着重新分配。由于大地主大贵族在政治上被强力的压制，使得新兴的知识分子与中下层地主围绕皇帝形成了新的统治中心，而且权力还在一点点的流向皇帝的四周。皇权之所以还能稳固的存在，一方面在于它自身固有的超强实力，而另一方面，也在于四周这些新的政治点同时也在不断自我更新，士大夫内部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就使得难得出现甚至是不可能真的出现直接挑战皇帝地位的力量。――但是，勿庸置疑，由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士大夫参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使得皇帝周围的这个网会变得越来越密，假以时日，天子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融合在一个阶层里面：他将是被视为整个士大夫乃至地主们的领袖而存在，而不再是可以游离在国内主流力量外的“孤家寡人”了。更进一步说，如果对照明清的政治格局，可以发现明清的皇帝不过是权力中心的一个硕大的亮点，周围难得看到其他政治角色的存在。这就好比用一盏大灯来照亮房子，能够照亮房屋的多少完全取决于灯自身的能力。然而房子如果日渐破落，或者是灯自身的昏暗，就会明显察觉屋子的变黑。屋子的主人完全可以拿新的灯泡来进行更换，丝毫不需考虑灯本身的问题。明清的政治体系也就是这样的格局：唯有皇权孤零零的照射着整个中国。
于是，这样的一个依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系运行的北宋，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富足、文化上的繁荣，不如说是思想最为的开明。尽管皇权作为最高的力量还无时无刻不约束了老百姓的各种行为，然而这种约束已经退居到“专横”的背后了。它既不必要，也没有能力出现在国家生活的第一线。作为皇帝本人，在通过牺牲了少的可怜的一点权力之后，他获得空前的自由。他可以毫不担忧国家实际的经济运作能力，不担忧大臣会真的造他的反；他不但可以尽情享受到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富足，而且作为国家最高的裁决者而不是实际的执行者，可以使得他能够拥有更多的闲时。此时的皇权在向越来越广泛的意义上蔓延，一方面皇帝本人的实际权力正在一点点的缩减，而另一方面，由于皇权与整个国家主流力量融合，使得皇帝本人的地位反而在一步步加强：一个人人都从中得到好处的政治体系中，谁会有动力去推翻眼前的皇帝呢？赵匡胤兄弟俩朦朦胧胧感觉到的新的朝代的最吸引之处，也许就在于这样一种妥协所带来的长久稳定。
更进一步说：北宋之所以伟大，不是简单地说它造就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而是在于它正在开启一扇大门，一扇隐约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赵匡胤当然想不到，他希望通过牺牲点皇权而换取的长久统治，本身却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历史的临界点了。这个临界点之后道路，――如果北宋能够未遭到如此众多而强大的外敌入侵――应该是逐步而缓慢地向更为自由的东方式的资本主义而发展。当时北宋的社会，不但正在为这样的一种转变准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由于皇权对民众思想的钳制能力并非如后世强烈，士大夫内部是有可能逐步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进而选择国家的未来的道路的。事实上，王安石的改革前后的风浪，集中体现了当时国内的问题所在的，王安石改革之所以难以为继，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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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历史上任何的经济改革一样，王安石的改革的出发点还是基于改善当时北宋政府的收入。由于采用“冗兵”等政策，使得当时的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的亏空。这个问题也许也是北宋统治者采取的开明政策带来的负面效果。只是是否要真的进行一场改革，或者应该进行怎样的一种改革才能改善政府的收支呢？
考虑到此前的国家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奉行自由竞争的无为而治。因此王安石的改革将重心放在了诸如“青苗法”等之上。政府取代民间的自由人而成为信贷业务的实际从事者。本质上是以国家力量参与经济运行，也就是说，在压缩自由竞争经济的空间。在当时采取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最自然的，也是最符合崇尚仁厚思想的儒家理念的。官方机构什么时候在中国不被推崇为“正义”的象征呢？――然而，笃信良政的王安石却没有考虑到农民由于恶霸地主盘剥而失去了自己的所得，那么又有什么能保证基层的政府不会同样盘剥农民呢？也就是说，王安石并没有考虑到实际政策的执行，本质上还是需要人来执行的。这也就是为何后世诟病王安石改革“用人不当”的直接原因。
从更高的一个层面来讲，王安石改革本身的合法性也是受到质疑的。首先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到底亏空到什么样的程度，只有帐面的数据，而不知道具体财富的流向，换句话说，政府不知道自己为何出现赤字。其次，政府在面临赤字的时候，应该是加强国家的力量还是加强经济的活力，王安石对此是以为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考虑国家的干涉也有可能压制经济的健康运行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长久的一个漏洞。也就是过于重视国家力量在改革中的作用，以为政府主导的改革才是真的改革，使得许多的改革更多的停留在某项技术的改革，而非整个制度的更弦易张。如果对照南宋的经济成就的话，王安石等诸人是会感到汗颜的。因为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小朝廷，不但以强大的对外贸易继续了一亿贯以上的财政收入，更借此为物质基础，保障了绵延一百多年的反抗侵略的战争。南宋以贸易立国当然是无奈之举，然而这也反过来说明，改善北宋政府的收支状况未必就一定要在国家出面的前提下进行，即便真的要改革，也是应当以更为前瞻的眼光的来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
所以，王安石改革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反对派，并非就真的是国内“反动力量”过于强大。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其斗争的实质还是在于如何对待本朝的立命基石。历史的诡异正是在此：对于王安石而言，也许他认为他所选择的重农政策是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善举，但是就其大方向而言，政府其实是没有必要直接出面充当经济生活里的角色的。王安石这样的做法，反而是使得本来已经可以卸去经济重担的政府，又不得不去扮演自己无力去扮演的角色。而从北宋的政治理念上而言，司马光等人的“守旧”却说明了北宋既往开明的政策实际上已经赢得了相当多士大夫的认同。对于整个地主阶层而言，尤其是那些可以或者已经开始向工场主转变的新兴地主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是财富的获得，而并非如何获得。政府的强行而又盲目地干涉反而会压制他们千方百计获得利润的空间。作为高利贷者也好，作为兼并广大土地的地主也好，他所关心的只是财富的增加。既然现行的体制能够确保财富滚滚而来，那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持所谓的改革？
任何的改革，尤其是经济的改革，想要成功的话，其前提的条件便是旧有的制度已经难以为继，几乎所有体制内的人都已经难以支付不去改革的成本。这样的改革才具备成功的较大希望。而如果旧有的经济制度修修补补还能用，甚至不去修补也能维持下去，那么支持的力量将会大打折扣。对比澳大利亚人人都觉得君主制是违背自由民主理念的，但是霍华德的一句“既然房子没有破就不必去修”，居然使得伊丽莎白二世依然做她的澳大利亚元首。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最后演变成了党争，也是因为事实上大家都发现“居然不去改革大家活的也很好”，那么谁还会真心参与这场改革呢？何况赵氏皇帝不但熬过了靖康的耻辱，甚至还可以继续维持偏安小朝廷的风花雪月。这些都说明所有改革的参与者――也许只有除了王安石本人、乃至苏轼等寥寥数人――最后都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从中牟取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一旦改革变成了这种样子，当然最后会无疾而终。 7、
实际上，就算这是一场可以不去“大刀阔斧、颠覆过去”而进行的改革，王安石的改革也未必就一定要引起如此之多的反对者的。即使不去考虑“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以期待跨入资本主义国家”这样遥远的命题，作为当时国内最为民众所寄予厚望的政治家，王安石改革的策略上也完全可以采取另种办法，以改善政府的收支。当然具体采取怎样的办法并非本文所关心的要点，但是对于其改革方针，王安石是需要考虑以下几点的：
第一，北宋当时的实际财政收入并不低，那么需要关注的就是其支出的部分。国家有无必要维系巨额的财政支出。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对辽、对西夏的“赏赐”。然而坦率地说：尽管这几十万的支出看起来很是巨大，实际上却只占北宋收入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檀渊之盟的真正致命后果是始终将国家的大门交给异族来看守，而不是以三十万的支出来“加剧了国内百姓头上的负担”。何况，真要是打起仗来，军费的开销是远非三十万所可以衡量的。事实上与西夏的战争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双方都发现原来维持和平和平等贸易是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如果说北宋需要改善的财政赤字，首当其冲的便是它的冗兵政策。北宋政府维持的这支空前绝后的和平时期常规军绝对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它像黑洞一般吞掉了北宋普通老百姓辛苦劳作所得，使得政府财政往往面临捉襟见肘的境地。考验王安石的能力的实际上就是如何在不去助长军队可能不满与独立倾向的同时，让花在这支队伍上的钱能够尽量的符合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当然，这其实有点强人所难，毕竟“内重外轻”的政策在杜绝了地方割据的同时，却无力为屯田养兵提供足够的空间的：总不能让东京开封府里到处都是扛着锄头的士兵吧！何况他们还是最有战斗力的禁军。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历史上能够找到的唯一“好的”或者说“有效的”的办法就是殖民。如果回顾西方的发家史就可以发现：战争和殖民是转移国内危机的最好办法。如果，――当然这也仅仅是如果，――北宋的上下统治者们还是感觉到财富的不足，希望能够解决自己对黄金白银的向往，如同西方人渴望得到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一般；而且他们又发现，海外其实有这么一块地方是值得去掠夺的，况且路途不算很远，行进不算很难，那么也许宋的这支百万常规军顷刻间就有了向外扩张的野心，其战斗力是可以一夜间得到飞速提升的。
现在的人们当然只能以这种罪恶的心态来推测其历史的虚幻，然而对于当时的北宋，确实又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双重竞争：一面是日益发达的海上贸易，促使自己的商品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一面是日益严重的军费开支，压迫政府无法有效进行其他方面的建设。这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汇合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它不得不去依赖对内扩大再生产、对外争取市场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那么就有可能借助这支庞大的常备军来从事工商业的生产，同时借助他们开拓海外的土地。只有到了这个汇合点，政府才能摆脱“冗兵”的负担，使得昔日的流民成为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想彻底消灭流民，唯有商品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才能做到。这个是王安石改革时所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就算是看到了也难以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慢慢的“熬”，尽量改善，而不是企望一夜间解决军费的开支。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时北宋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那么也就是说虽然军队数量达到了百万之众，但是难以指望通过内部慢慢消化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太多的人已经在矿山与小作坊里劳作了，政府唯有更进一步加强商品生产才可能吸收更多的人就业。这就使得北宋的“冗兵”注定成为压在政府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很难迅速加以解决。
第二，王安石的这场改革究竟是要解决生产还是要解决消费的问题。对此，王安石似乎并没有考虑清楚。他一方面将着力点用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在于又将生产领域局限在农业领域，这就使得他的改革很难取得真正的实效。虽然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希望促进农业生产、增强国本，同时也希望以政府干涉的办法对生产加以扶持，但是其结局看来并不好。正如前文所说，王安石的这场改革的使命已经不单纯是一场改善政府收支的赋税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是北宋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自由主义态度的坚持与否。王安石并非无事可做，但是需要从事的更多应在分配领域及工商业。对于一个汴梁的看门人都可以穿上丝绸的鞋子的时代而言，重新企图以国家统制经济的办法来干预市场的运作，其实就是种历史的倒退。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等人的“保守”反而是在维护一个可能孕育新生命的体制：这个体制看起来毛病不少，而且运行起来磕磕碰碰，政府总是觉得难以为继。然而事实上，谁也没真的对这个体制绝望过。因为这个体制的问题不是它能否做好，而是能否做的更好。在当时封建专制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渐变”体制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新生的事物，而又使得一切仿佛都没有改变。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的改革从一开始也许就走上了歧路。它的出发点几乎都是好的，然而漏洞太多。改革方案的制订者以善良而美好的愿望设计了一个未来世界，却没有敏锐地察觉他所处的时代更需要的其实是文化与思想的洗礼，是对民族保守内敛性的反思。他企望以回避政治改革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改革的成功，却不知道当时对北宋经济威胁最大的就是皇权本身。因为还有一个无上的皇权存在，他迷信于封建旧式政府干涉经济的能力，以为获得了神宗本人的支持，改革便天然具有合法性；因为还有这个至高的皇权存在，他就无法真正从经济角度削弱庞大的禁军系统，无法真正采取措施鼓励人们打开思想的天空，进行更多的科学创造，从而推进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还有这个强大的皇权存在，他也无力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对手，更无力培养能秉承自己改革理念的亲信，他承受的是为帝王所怀疑的“党争”之忧。王安石变法的出现，是基于皇帝迫切希望改善收支的心理，却都被局限在这一使命之下。这就是王安石“经济改革”的最大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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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章一开始追问的“王安石改革若是能够成功”就变的异常沉重起来。因为历史注定这是场抗拒客观现实的改革。基于人治的王安石改革是难以确保改革的进行是不会执行走样的，何况他的改革未必就真的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北宋政府的经济状况。只要皇帝的权威还继续存在，只要经济尚未发展到客观需要对即有的制度进行颠覆的时候，王安石改革都会被人怀疑为画蛇添足的举动。从长远的角度讲：王安石的改革如果是基于重商主义、自由经济路线的改革，那么它似乎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但是企图借助政府的权威来干涉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乃至直接扮演经济人的角色，本质是将原本找到一点自由的北宋商品经济往回拉，那么他就不可能真的获得成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用人不当”所可以涵盖的了。
只是，后人现在也无需因此指责王安石改革的失败。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作为世界唯一一个长存于世的强权的代价？由于拥有了辽阔而封闭的地理环境，由于拥有众多的人口，外加鼓励生育的政策，由于拥有了长期超强的经济与政治实力，使得中国整个的民族性更偏为保守。由于千年皇权的存在，民众被鼓励更加勤奋工作而不是更为自由的思想。由于笃信人性的始善，各项制度的设计更理想化而难以具备实际操作性，从而造成了贪腐的横行。由于迷信政治的万能，恐惧极权的残暴，民众只能习惯于站队而不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此这些，使得中国能够以超出外国人想象的强大忍耐力来面对各种危局，却难以真正去彻底改变自己骨子里的奴性与惰性。中国人以牺牲自我作为代价，维持了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
更为让人悲伤的是：历史没有给予北宋足够的时间。王安石的改革虽然本身是个目标美好、手段错误的经济变革，但是以此为开端，北宋其实是有机会来思考自己的各项制度的合理性的。尽管王安石身后陷入了元佑党人等的无休止争论，但是作为国家奉行的经济政策，中央政府却是迟早要加以关注的。一方面国家的收入在持续的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又都从后门悄悄溜走。长久下去，政府的选择只能是进一步干预经济。但是干预经济并不意味粗暴干涉经济。从实际情况来看：宋朝的各项经济制度所获得的结果，其实就是今日都令人非常向往的“藏富于民”。基于不干涉经济运行，甚至是基于不干涉一般的乡间政府对于北宋政府而言，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力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同时拓展对外的市场。这就意味着：由于北宋奉行了近乎于自由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力量可以得到持续地蓬勃发展。同时由于北宋对于言论自由的开明，使得士大夫阶层有可能产生思想解放的趋势，他们可以不用害怕自己离经叛道的言论而身陷文字狱中，更不用担心自己的主张得不到响应――活版印刷术已经出现。如果没有外来的持续的侵略战争，尤其是极端野蛮落后的蒙古铁骑入主中原，一个拥有高度发达的市民经济的社会中，是很难避免出现对皇权的质疑的。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如果不是亡国于外来的侵略者手中，中国踏入东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就会是历史的必然。――总会有宋朝的皇帝是熬不住君权的日益消弱，直至与整个新生阶级融为一体。这么说来，出现在15世纪世界东方的，就不是简单的郑和宣谕国威的船队，而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9、
每次在回答“你最希望生活的年代与地区”的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11世纪的北宋汴梁”。是的，这是中国，也许也是世界历史最为璀璨辉煌的时刻之一。以致现在我们回头审视过去，都会为之所惊叹与感慨。耳边每天被鼓噪的“今日盛世”与之相比较起来，不过是一个平庸而陈腐的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汉唐或许是武功最为鼎盛的朝代；但是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宋朝，尤其是北宋无疑是发展的顶点。它的富足让1000多年后的我们嫉妒，它的文化让后起者再也难以超越，它的开明让后人足以报以最崇高的敬意。――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伟大而悲伤的宋朝，却是中国历史里最难以描述的困惑。它未亡于内乱，却摆脱不了华夏绝祀的宿命。以后的有明一代，始终看起来是回光返照的虚假强盛。从此它在人民的记忆里，就渐渐淡化为一个个相互叠加的画面：从《清明上河图》的闲适到靖康国破的耻辱。而王安石的改革犹如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的一个巨浪，仿佛它能改变北宋的命运，――事实上若是持之不倦的大浪，终究是能改变的，――却基于皇权自身的自私与短视，北宋再也没能踏出需要政治勇气的关键一步。一个民富国弱的天朝从此消失在了崖山的海面上，中国终究失去了进入新时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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