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及对美的态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坚持支持其敌对的蒋介石政权有关。1950年新中国出兵朝鲜，不惜与世界最强国美国直接作战，除了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外，也同样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必欲保护蒋介石政权的特殊情势密切相关。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做出带有某些意识形态倾向的革命选择，在中华人民共租国建国之初，不仅难以避免，也容易理解。正因为如此，当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尽管和美国之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是毅然选择了支持世界全面缓和，争取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新的外交方针。它为此甚至主动向它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美国没有给中国机会。美国政府不仅坚持其在台湾问题、联合国地位问题以及经济封锁问题上的顽固敌对态度。甚至把中国共产党人视同瘟疫（注：最典型的，也是让中共领导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下令不许美国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尽管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王炳南、熊向晖几十年后都认为并不存在杜勒斯当时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实，但是，周恩来本人事后多次对人谈到这一情况显示，中共领导人是相信存在着这样的禁令的。他们并且为此耿耿于怀。参见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100页；史实：《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问题释疑》，《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34页。）。
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本来就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革命者。转变成为执政者之后，他们同时又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代表者和捍卫者。美国人对新中国的仇视和轻蔑，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敌我判断。从最初坚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1]（P529），到希望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到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乃至于通过公开支持世界革命的作法，来挑战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上的这种变化显然都与中美之间的这种复杂情势有关。毛泽东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正处于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过程之中。分析说明其前因后果，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是怎样困扰着中共领导人，并刺激着毛泽东必欲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内外对策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苏两党关系所以在50年代后半期会日渐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在这段时间所推行的政策，与毛泽东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策略格格不入。毛泽东显然不相信，跟着苏联走，能够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因此，当赫鲁晓夫越来越明显地试图把中国拖入其政策轨道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与之分道扬镳了。
探讨毛泽东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和5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革命化的转变趋向，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中共领导人1949年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坚持推广自身成功经验的情形。
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基于政治正确性的压力，都不能不在对立的美苏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的顽固敌视态度，这导致它在事实上成为维系自己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寿命的最主要的因素，成为威胁自己新政权生命的最重要的国际根源。因此，无论是从表明政治正确性的需要出发，还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毛泽东1949年公开宣示中国“必须一边倒”，绝不骑墙，绝不走第三条道路，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外交的办法，显示某种善意的和和解的态度，对美国政府这时未必不能发生某些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对台湾方面要求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作法并不感兴趣。还在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此后，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再度多次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54年8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美国因继续坚持强硬立场的做法备感孤立，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不愿因蒋介石必欲反攻大陆而被拖上国民党的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发动和平攻势，理应使美国更难接受台湾的建议，而未必不能达成破坏台湾很快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制造解放台湾的战争空气，会对拖延中的美蒋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产生相当的刺激。但是，第一，国民党军占据的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为何不乘此时机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心呢？第二，他这时显然相信对美国刺激一下未必是坏事，它未必会促使美蒋靠得更紧。他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一直拖着不想被蒋扯下水，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反而可能如周恩来所说，起到“击破美蒋军事条约”的作用。第三，朝鲜和越南相继停战，整个世界走向缓和，中国力倡和平共处，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国内民众起到麻痹的作用，最终甚至可能还会因此而束缚住自己解放台湾的手脚，使世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错觉。打一下，不仅可以告诫世人不要把台湾问题与朝鲜、越南问题相提并论，而且也“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日内瓦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随后，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受命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做出了批准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国与台湾方面于12月2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次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虽然，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局面，即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马，且首次对盘踞在浙扛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实施了陆海空配合的立体进攻，以及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不顾美国政府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13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4-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强硬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对美国政府发生了震慑作用，迫使美国官方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过去僵化的对华政策稍加调整。
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使毛泽东更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受人白眼，甚至被人所摆布，毛泽东这时的对美策略更多地源自于其过去国内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打打谈谈”的斗争经验。在过去国共两党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他曾不止一次地通过“以打促谈”的办法，争取到暂时的和平。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如今在中美两个国家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度显然也相信“打打谈谈”、“以打促谈”是一个有效的法宝。炮击金马，并不等于就要中止争取中美接触的外交尝试。即使在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因为美国压迫蒋介石主动撤退了在浙江沿海大陈岛的守军，中国各报刊相继开始减弱了前一段如火如荼的反美宣传。周恩来也多次受命宣布，解决目前僵局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谈判。注意到加剧台海紧张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刚刚树立起来的和平形象，周恩来还在4月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际，进一步受命向亚非各国政府，同时也是向美国人再度表示和平的诚意。他公开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共中央还第一次批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透露说：中国政府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它愿意也准备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为了促使美国真正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派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一同坐到谈判桌前来，中国政府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毛泽东也在几乎同一时间主动透过外国来访者向美国转达自己的和平意愿说：台湾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尤其希望和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就是“不知道美国干不干”？所有这些外交努力终于发生了某种效力。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终于坐在了日内瓦的谈判桌前。
然而，和过去对付国民党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这时的“以打促谈”，却不是想要求得在中美之间保持暂时的和平局面。中美两国之间这时并不存在当年国共两党之间那种危险的情形，因为事实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美国直接侵略新中国或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生存的情况。中美之间这时的问题根本上是美国敌视中国，坚持支持台湾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政权，而毛泽东则坚持要美国做出妥协，改变其敌视态度，放弃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和取消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打”的策略固然可以使美国多少改变轻视新中国的态度，放弃拒不与新中国接触的强硬政策，但由于中国没有直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也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因此双方即使能够派代表坐下来，却不可能达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目的。
美国如此轻视中国，这不能不极大地刺伤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自1958年2月起，中国政府外交部几度受命要求美方重新选派大使级代表续开中美会谈，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等人的强烈不满。美国方面拒不答复的傲慢态度，更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中国正一日千里地跃进着，美国依然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这难免让他备感愤怒。在两度要求美国立即重开谈判，强硬要求讨论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得不到答复之后，6月30日，中国政府干脆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强硬地宣称，美国方面除非在15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不认为美国决心要使谈判破裂，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这一声明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对美国人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
为了让美国知道轻视中国的后果，毛泽东决心要在台湾海峡再度制造一些紧张局势，即所谓利用战争边缘政策，“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7月14日，也就是中国政府给美国最后通牒中所提限期的最后一天，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受命在北京召开了作战会议，具体落实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配合的问题。由于几年来已在东南沿海地区成功兴建了鹰厦铁路和福建、江西两省的军用机场，及其海军基地，工程兵部队也已按计划完成了一切战前工程保障工作。因此，这一次的炮击行动和规模都明显地不同于1954年9月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炮击甚至夺取金门岛，实际上已有了相当的把握。仅参加炮击行动的炮兵部队就有30多个营，一次性打击就可以发射10万发炮弹以上[30].而恰好在中国军方具体部署炮击行动的当天，中东的伊拉克爆发政变，政变组织者宣布伊拉克退出由美英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次日，因怕连锁反应，美国决定出兵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权，英国军队也迅速在约旦登陆，这种情况更进一步激起了毛泽东向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牵制美帝国主义！18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亲自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和动员。根据前线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军委随后决定将炮击金门的行动定在7月26日下午或27日早晨。
就在中国给美国所提最后期限的当天，即7月14日，美国方面却做出了回应。它虽然故意要拖后几天再指派代表，并要求改变谈判地点，毕竟还是接受了中国方面恢复谈判的要求。从外交斗争的角度，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随后，进一步有消息传来，说明美国政府确实已经内定由驻波兰大使为美方代表，准备与中国恢复谈判了。因此，即使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要利用炮击金门来援助中东革命的问题，他反复犹豫之后最终也还是改变了原来的炮击计划。在炮击马上就要开始的当天，即27日上午，他写信给彭德怀等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马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换言之，就是不想打了。
然而，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共产党人如何在不放弃意识形态原则和目标的条件下，灵活运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始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美国既热已经妥协，从外交策略上考虑确实可以不打了。但是，面对中东事件，只是发发声明，组织组织群众示威，显然不够“国际主义”。尤其是当毛泽东注意到，本来积极倡导和平过渡与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这时却做出了相当革命化的反应。在他的命令下，苏联军队在靠近中东及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土耳其边境附近的中亚地区和保加利亚，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公开威慑美英军队，声援阿拉伯反对美英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处于两难的境地。十分明显，最积极地倡言革命，声称不怕战争、不怕帝国主义的中国，如果满足于美国与中国重开谈判的让步，而不做出援助中东革命的有力反应，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结果，意识形态的考量终于再度占了上风。毛泽东不能不重又考虑炮击金门的问题了。
当然，炮击金门、马祖也有中国自身战略上的好处。金、马长期以来都悬台湾国民党军队用来骚扰大陆东南沿海的重要跳板，过去由于交通和空军的限制，一直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今各方面条件均已具备，福建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党敢军民自然强烈地要求压制甚至夺取金、马，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对金、马的作战只是迟早的问题，也未必真的能等到不知何年何月的“彼方无理进攻”时再说。
既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和从解决东南沿海安全的角度，都有打金、马的必要，那么问题的关键也就集中到它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上来了。毛泽东这时显然不希望此举会使美国收回刚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更不愿引起美国直接的军事干预。他在7月27日给彭德怀等信的末尾所以会强调“我战即克”和“不打无把握之仗”，即显示出他对美国可能的反应相当重视。因为人们这时毕竟从文字上看不出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及其195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是否意味着美国也承担起了对台湾和澎湖以外的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的防御任务。如果炮击金门会引起美国的直接干预，哪怕是促使美国转而再度拒绝大使级会谈，都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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