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盛唐文人入幕
[b]再论盛唐文人入幕[/b][b]戴伟华[/b]
陈铁民先生《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以下简称“陈文”）一文 ，是兼与笔者《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以下简称《考察》）一文 商榷的。有关盛唐边塞诗繁荣的研究尚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因此，有众多研究者各抒己见是笔者所期待的，而且陈文的发表距《考察》一文的发表有七年之久，可以想见对《考察》的重视。认真读完陈文以后，感到还是就相关问题解释一下为好，这样也许能促进盛唐文人入幕讨论的深入。陈文共三大部分，重点是一、二部分，尽管陈文以“文人出塞”替换《考察》的“文人入幕”，但陈文的一、二部分，都是谈文人“入幕”。
[color=blue][/color][b]一、陈文对“入幕”的误解和文武僚佐的混淆导致标准不统一而形成分歧[/b]
[b]其一，陈文关于“文人出塞”与《考察》“文人入幕”概念不同。[/b]文人出塞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是由制度造成的，而文人入幕是一种制度下的产物，二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陈文对“文人入幕”的概念理解有误，所谓“文人入幕”是指进入幕府中的文化人，具体指府主下的若干幕僚，而陈文理解的“入幕”文士不仅指幕僚，同时也指幕主，这是不对的，陈文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能正确理解“文人入幕”的内涵大有关系。陈文误解“入幕文士”的表述从下列文字中可看出：“‘戴文’说‘以文吏为方面大帅，在安史乱前是很少有的’，这话也不大符合实情，如上文笔者考出的四镇入幕文士中，任边帅的就有十多个。”此段下还有一个注释②云：“也许是囿于看法，‘戴文’所考出的七镇入幕文士，未及边帅。”（陈文第３１页，此为《文学遗产》该期页码，下同）显然陈文是将“边帅”也看成入幕的文士。“边帅”当然不能看作是“入幕”文士，我们可以说高仙芝为安西节度使，而不能说高仙芝入安西幕，岑参、刘单、段秀实、封常清等幕僚才称为“入安西高仙芝幕”。故陈文“如上文笔者考出的四镇入幕文士中，任边帅的就有十多个”云云，确实存在问题。因此，考证的结果不可能一样，陈文所考必然多出笔者所考的人数。
概念不同，讨论的对象也不一致，观点必然有出入。笔者和陈文写作的直接原因都是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的一段话引起的，而胡氏讨论的对象则是“节镇幕府”，文士“因缘幕府，蹑级进身”。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反复申述如下观点，由于作为一种制度的盛唐文人入幕，其入幕者有相对的固定地点和活动范围，又久处军中，对所在环境的认知和熟悉远非一般游边者可比，游边有如今日之边地旅游，试想一个边防军中的文化人和一个旅游的文化人对边地的认识会一样吗？盛唐诗歌中大量的边塞诗可以说是用唐人诗歌的表述方式去陈述历代边塞诗所反复出现的内容，尽管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变化。如果没有文人入幕制度，就不可能出现如岑参这样的入幕文人，岑参入幕地点是安西、北庭，它们分别在天山南北，安西在距今乌鲁木齐遥远的西南方，北庭在距乌鲁木齐较远的东北方。唐以前和唐代还有哪一位诗人去过这些地方，并创作了大量的风格独特的边塞诗？
[b]其二，陈文在谈文人入幕时，混淆了入幕者有文职、武职两种不同性质的僚佐，至少陈文在考论中没有自觉区分二者的意识。[/b]严耕望先生在考察方镇僚佐时，特别区分了文职僚佐和武职僚佐，并分别对其职掌作了考述。陈文在证明盛唐文士亦可以布衣身分入幕时，引王崇术、姚发、樊庭观为例，他们皆以从军得武官，详下。陈文从《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出所有开天年间任过流内文武职事官的人（共有四百零八人）作统计分析，这样文武杂混的统计和例举中便出现了差异和混淆。武人入边地幕，并由此晋升武职纯属正常，古来仕分文、武两途，有各自的任职要求和升迁的标准。
[b]其三，陈文关于边塞诗繁荣和边塞诗的量与质的分析与《考察》不同。[/b]陈文重数量，笔者则注意质量和数量并偏重质量。陈文第２４页云，“如果实情确如作者所说，则高、岑的边塞诗创作似乎是一种个别和孤立的现象；而且只能说高、岑的入边幕与其边塞诗创作有密切关系，而很难说文人入边幕同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多少关系了。”这一段话是陈文对《考察》一文相关观点的概括，但未全面理解笔者的意思。笔者认为那种说盛唐文人入幕蔚为风气的观点大有偏颇之处，但并不否认盛唐有文人入幕，而盛唐文人入幕的规模相对于中晚唐而言是小的，而且幕僚中副使、行军司马等幕府文职多为武人担当。真正的文人入幕而又创作了一定数量边塞诗的就更少。兼顾边塞诗的数量和质量，盛唐边塞诗当然以高、岑为代表，特别是岑参。具体考察高、岑的入幕经历，其不具有必然性，而具有偶然性，是个别现象。再考察岑参在幕时的创作环境，只是个人行为。我们讨论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事物发展进程中、在事物的运动中来给以论述和说明，从而给事物的性质进行分析、概括和定性。因此讨论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应该不仅要考虑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数量，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其质量，即讨论盛唐边塞诗相对于它以前同类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哪些新的因素、内容，对数量的考察是容易的，只要略作统计即可明了，而对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创新的研究相对要难得多，这理应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重点。数量只能成为对事物性质规定性的辅助参考，因为仅从数量上来考察，常常会产生某些误解。如何认识盛唐边塞诗繁荣，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以为研究盛唐边塞诗的繁荣重点，应在分析盛唐边塞诗有别于它以前边塞诗的地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笔者《论岑参边塞诗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 ，而造成盛唐边塞诗有别于此前边塞诗的地方正在高、岑的创作中得到体现，岑参尤甚，故笔者在《论岑参边塞诗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文中特别研究了岑参边塞诗的创新之处及其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有些平面化，论述某一文体总体的描述多于个性的关注，时间顺序的描述多于空间的关注。如果盛唐边塞诗中没有岑参的边塞诗，将黯然失色，而岑参边塞诗是前无古人的，为什么岑参的边塞诗如此有个性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岑参能进入地处中亚的安西北庭幕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岑的入边以及唐代诗坛上产生如此独特的盛唐边塞诗，乃取决于作者的个性，而个性所造成的总是个别现象，应是大致不误的。
[color=blue][/color][b]二、陈文在考证中未能注意到《唐方镇文职僚佐考》 [/b]
陈文第２５至２７页都在对笔者的统计作补充，这是陈文用力最多的地方，是文章的主体，也是文章立论的重要基础，约４５００字。陈文云：“幽州：‘戴文’只考出二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八人。”“朔方：‘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十三人。”“河西：‘戴文’只考出十人，实际可出者尚有以下九人。”“安西：‘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以下七人。”
这一段文字对陈文至关重要，故这里想多说一些。
其一，陈文所考和笔者所考在对象上并不一致，因为笔者所考是入幕的文职僚佐，而陈文则将节度使，即方镇都一并纳入，这在逻辑上与笔者有出入。考察方镇并不难，可利用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和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而某道大总管，是否为方镇，可再讨论，笔者考虑到研究对象和体例的要求，没有计入，故作为僚属的徐秀、吕延祚也未列入。列入与否，皆不影响结论。
其二，陈文所考幕僚，笔者《唐方镇文职僚佐考》 一书都已考出，此书１９９４年１月出版，笔者《考察》一文是以《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为基础的，《考察》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１９９５年第２期。《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一书在笔者其他的论文和著作中屡有提及，此书在唐代文史界亦有较大影响，可惜陈文始终未提及此书和此书成果。如果作者见过此书，认为此书有问题，也应该有所交待，说明不参考的原因所在；如果作者没有见过此书，也不能成为不参考的理由，因为笔者在《考察》一文中特别说明：“下面我们作具体的分析（主要依据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见该期《文学遗产》第３２页右栏倒数第７、６行）这在拙著《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 中也屡有提及，并特别在参考文献中将《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列出，陈文是针对《考察》一文和《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书中一些章节而商榷的，毫无疑问会读到相关文字的。顺便提及的是，有些相关研究的论著利用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的成果，并不注明出处，而对拙著的个别内容进行订正时，则指出拙著的不足。陈文的补充，除不属于笔者所考察的对象如节度使等外，其他有关幕僚的考订大致可在拙著《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下简称《考》）中找到，如“幽州”下，颜杲卿，见拙《考》第２５７页；畅璀，见拙《考》第２５２至２５３页；李史鱼，见拙《考》第２５２页。“朔方”下，寇洋，见拙《考》５１页；陈九言，见拙《考》５２页；李?，见拙《考》第５３页。“河西”下，裴宽，见拙《考》第６０１页。“安西”下，许远，见拙《考》第６０８页；独孤峻，见拙《考》６１０页；刘单，见拙《考》６１０页；封常清，见拙《考》６１０页。四镇幕僚远不止此数，有关四镇全部幕僚情况读者可参拙《考》相关部分。当然，陈文的考订中确有一则可补拙《考》的，即“朔方”条下的节度判官厍狄履温。其实拙《考》出版的１９９４年前后，笔者已在对《考》作补订，部分成果已编入笔者《唐代文学研究丛稿》 ，嗣后还在作补订工作，待积累整理成文后发表，厍狄履温已在补订文稿之中。
其三，陈文对拙《考》的成果没有给以适当的关注。如上所引，一云“戴文只考出二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八人”。再云“戴文只考出四人，实际可考出者尚有十三人”。如此，给人的感觉是，戴文疏于考证，二比八，四比十三，而河西戴考与陈考的比例为十比九，安西是四比七。这势必给读者造成戴文不仅论断欠妥，更重要的是论述所依靠的证据毫无可信度。陈文云：“‘戴文’共考察了七个镇，为节省篇幅，本文只想对其中的幽州、朔方、河西、安西四镇作考证，至于其余各镇的情形，读者自能举一反三。”其实读者可以据拙《考》将所有幕僚一一列出，如陇右，拙《考》第５９７至５９９页，考出幕僚依次为王忠嗣、张介然、哥舒翰、鲁炅、严武、王端、吕治、陆康；河东，拙《考》第１７４至１７６页，考出幕僚依次为王翰、郭豫、孙逖、张楚璋、吉温、高尚、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严庄，失名者有王、刘、魏、李、崔等；剑南，拙《考》第５０７至５１１页，考出的幕僚依次为蔡希周、颜春卿、杨踌、王大珲、卢明远、章仇兼琼、鲜于仲通、许远、杨国忠、宋恕、颜?、崔圆、李叔明、崔论、窦华、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韦伦，还有失名的王、傅等。
其四，陈文首先弄清楚这一方面的文献工作已经做到哪一步，其次再讨论笔者撰文时为何在众多幕僚中只选出数人为文士代表？而那些未入选的幕僚何以被淘汰？如何对待文士入幕与盛唐边塞诗繁荣这一问题，分歧肯定存在，这不足为怪，因为各人论述的立场、角度、观点和标准是不统一的。说实话，人们对材料的理解不同、持有观点不同，在学术研究中是相当正常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推动学术向前发展的动力。但对材料本身的收集整理，应持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因为视角不同，要证明自己的观点，去忽视别人的工作。
顺便提及的是，“陈文”第２３页，“中晚唐文人所入幕府多在内地，盛唐文人所入幕府则多在边地，前者与边塞诗的创作无多大关系，后者则与边塞诗的创作关系密切。”首先，中晚唐文人所入幕府多在内地、盛唐文人所入幕府则多在边地的结论是经笔者多年研究提出的，有具体内涵，陈文并未提及。另外，陈文云中唐文人入幕与边塞诗创作无多大关系，不知有何依据，有关中唐文人入幕与边塞诗关系的论述，笔者的硕士论文已有分析，详见《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论中唐边塞诗》 。
[color=blue][/color][b]三 、陈文对文献的片面理解和不恰当处理加大了彼此观点的分歧[/b]
陈文第３０页肯定已释褐者能通过入幕而进身。这里的“进身”是指快速的优于其他途径的升迁。故陈文例举了两类，第一类是“天宝年间当过节镇僚佐后来仕至高官的”，第二类是“开元或开元以前当过幕僚安史之乱以前仕至高官的”。
其实这种通过入幕而进身的可能性放在中晚唐更适宜些。如果就盛唐而言，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陈文举例后面所隐含的事实。请看第一类，这一类人有一共同点，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位至高官的，实际上这里的偶然性很明显，《旧唐书》卷一一七《严武传》：“弱冠以门荫策名，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迁侍御史。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严武因此而获得机会，其实这种机会的获得并不限于入幕者，可以说对所有士人都是均等的，当时有许多人都赴行在。“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所以说举第一类为例并不能说明盛唐文士可通过入幕而进身，可以置而不论。微有不同的是如哥舒翰等本为武夫，一生大致在幕中，《考察》一文因哥舒翰有诗一首又二残句文一篇，列入文士，但指出实际为一武夫，《新唐书》卷一三五本传云其：“其先盖突骑施酋长哥舒部之裔。父道元，为安西都护将军、赤水军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补效毂府果毅，家富于财，任侠重然诺，纵设酒长安市。年四十余，遭父丧，不归。不为长安尉所礼，慨然发愤，游河西，事节度使王?。?攻新城，使翰经略，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将。翰能读《左氏春秋》、《汉书》，通大义。疏财，多施予，故士归心。为大斗军副使，佐安思顺，不相下。忠嗣更使讨吐蕃，副将倨见，翰怒，立杀之，麾下为股\。迁左卫郎将。”可见，哥舒翰军人家庭出身，荫补军职，对《左氏春秋》、《汉书》只是“能读”“通大义”而已。其长处在于武功，“持半段枪迎击，所向辄披靡，名盖军中。”这样的人对文人入幕进身大概不会起到示范和鼓动作用。再看第二类，这一类人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其身份大致为武人，武人这一概念不能绝对化，绝对化又会出问题。比如陈文所举之人为郭虚己、牛仙客、王忠嗣、章仇兼琼，这些人抑或有文存世，文人乎？武人乎？读者自可明断。郭虚己，笔者因其有诗、文各一，在《考察》一文中将其列入文士，今据《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 ，反复揣摩，以为不妥，对一个人的文、武身份定性，要综合考察，不宜以存世有一诗一文，遂定其为文人。特别是对节镇的考察，更要小心，其为文有幕僚为之操刀，应是自然之事。《郭虚己墓志》计１１５０字，其中涉及其有“文”的句子引述如下：“十岁诵老庄，即能讲解，［?］诸经典，一览无遗。十一丁郑州府君忧，泣血斋诵，三年不怠。”“呜呼！公秉文武之姿，竭公忠之节。”可见说郭氏有文，只是作墓志者的虚美之辞，郭氏一生征战，几乎未离边地，有关战事如下：“属吐蕃入寇瓜沙，军城凶惧，公躬率将士，大殄戎师。”在剑南“前后摧破吐蕃不可胜纪”。“七载，又破千碉城，擒其宰相。”“八载，破其摩、弥、咄、霸等八国?余城。”陈文第２４页注③ 云：“郭虚己历任侍御史、左庶子、中史中丞、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尚书，皆为文官，不知‘戴文’为何称其为‘武夫’？”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说，第一，盛唐任文官职者未必都是文人。第二，据出土的《郭虚己墓志》，陈文所说郭任文官职，实为使臣所加检校之朝衔和宪衔，如侍御史、左庶子、御史中丞、工部尚书等。疑工部侍郎、户部侍郎也是所带朝衔，因文章表述不很清晰，故不敢明断，《墓志》文在，读者可参读，即使任文官，时间也极短。《文物》录载全文，整理者在标点上有误，如“改充节度判官，正除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判官，仍旧属，吐蕃入寇瓜沙”，应为“转殿中侍御史，判官仍旧，属吐蕃入寇瓜沙”，是说使职判官未变，只是宪衔变了。“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加朝散大夫、太子左庶子、兼中丞使，如故数年，迁工部尚书。”应为“加朝散大夫、太子左庶子，兼中丞、使如故，数年迁工部尚书”，是说所加朝衔有变化，采访处置使的使职和兼御史中丞未变。另外，一些人情况各不相同，要具体分析，如裴宽，据《新唐书》卷１３０《裴宽传》，迁刑部员外郎，后河西节度使萧嵩表为判官，历兵部侍郎。又由金吾大将军授太原尹，天宝初，由陈留太守拜范阳节度使。入河西幕前已是员外郎。后因做地方官有成绩而做了节度使。吕延祚开元三年入幕前已是太仆卿，开元六年上《五臣注文选》为工部尚书。孙逖，开元十五六年入太原幕前已是左拾遗，出幕后一直在朝廷任职，后位至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张敬忠，其入张仁愿幕在神龙三年，张仁愿朔方军总管带有专征的性质，和盛唐节镇稍有不同，张敬忠入幕时已是监察御史，开元十一年为河西节度使纯为自然升迁。张说的情况与敬忠相似。
以上所论只在说明：陈文举例大多不能为文人提供入幕进身、即“蹑级进身”的示范。另外，陈文列举边帅入相之例想说明军功的速进，对文人入幕的鼓舞。其实不能。首先，边帅入相，是极端的例子，不足以说明文人入幕即能速迁，边帅入相，各有其特殊背景。其二陈文列举萧嵩为边帅时，重用牛仙客、裴宽、郭虚己、王忠嗣、张守?等，入相后，又大力举荐他们，遂皆官至高位。按，幕主为相对幕僚引荐，这是有的，陈文所举五人，能说明文士入幕有可能得到升迁吗？这五人中真正可以列入文人的只有裴宽，他明经及第，又举拔萃科，“以文辞进”，但如上所述，裴宽入萧嵩幕时已是员外郎。因这一问题要作全方位的彻底的阐释，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可以说，陈文云盛唐“入幕是文士仕进的一条途径，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之观点是值得再讨论的。不过有一点应提醒人们，在讨论中，我们不仅要注意某些盛唐文人入幕的热情，也要注意到他们入幕时心态的真实流露，岑参《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云：“词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奉使三年独未归，边头词客旧来稀。”这说明什么？
[color=blue][/color][b]四、陈文的某些推论缺少必要的材料支撑尚可再讨论[/b]
陈文第２９页，“‘戴书’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唐代幕府取士虽不问出身，但‘事实上幕府取布衣入幕尚在少数’，唐武宗会昌五年（８４５），还曾下敕文规定今后不得更许辟无出身者入幕（第３１、３２页）。应该说，这是中晚唐的情况，开天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陈文接下去论述了安史之乱后为何对入幕文士有出身的限制，并说：“这种规定无疑是根据现实的情势作出的，而开天时并无类似的情势，自然也不会有类似的规定。”陈文所谓盛唐不会有对入幕者出身规定或多有布衣文士入幕的推论是否可行，关键还是看材料。既然没有直接的记载可凭，我们可以排比相关资料，那些入幕者无详细记载的只能放置一边。现以河西幕僚为例，对有文字记录的入幕者入幕前的情况进行分析，据拙《考》，薛仅，《全唐文》卷三六二徐季?《屯留令薛仅善政碑》：“特奏有学有文身材拔萃，起家授洪洞尉，刺史萧瑗许以公辅之器，羽林大将军杨敬述持节河西，以才略奏请充管记。”朱庭瑾，《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三○七《唐故朝散大夫守巴州别驾上柱国朱公墓志铭并序》：“秩满，转舒州司马，河西节度使凉府都督张敬宗奏请充判官。”牛仙客，《旧唐书》卷一○三《牛仙客传》云其入河西幕前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裴宽，《旧唐书》卷一○○《裴宽传》云其入幕前为刑部员外郎。郭虚己，《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云：“未冠，授左司御率府兵曹，秩满，授?州司功，充河西支度营田判官。”王维，王维入河西幕前为右拾遗，见《唐才子传校笺》。许远，《旧唐书》卷一八七《许远传》：“世仕江右。曾祖高阳公敬宗，龙朔中宰相，自有传。远清干，初从军河西，为碛西支度判官。”田良丘，《全唐文》卷四二九《田司马传》云，数岁不上第，入河西幕，表随军要籍。陈山庆，入幕前不明，从《全唐文》卷三五四王从敬《授陈山庆监察御史制》来看，当有职官而入幕。高适，《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云其入河西幕前为封丘尉。裴冕，《旧唐书》卷一一二《裴冕传》云其入幕前为殿中侍御史 。吕治，《旧唐书》卷一八五《吕治传》云其入幕前为宁陵尉、采访使支使。萧昕，《唐诗纪事》卷二七云其入幕前再中博学宏词科。严武，《旧唐书》卷一一七《严武传》云其入幕前以门荫策名。杨炎，《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云其“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李大简，《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云：“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神乌令李大简尝因醉辱炎，至是与炎同幕。”李大简此前为神乌令。
以上将有可能考察入幕背景的河西幕僚作一排列，十六人中，有前任官历的十一人，无官历有出身者一人，以门荫策名者一人，无出身无官历者三人，而这三人中，许远，史载其“世仕江右，曾祖高阳公敬宗，龙朔中宰相”，疑其与严武一样，以门荫策名；田良丘因无出身，故只任随军要籍；杨炎，史载其“父播，登进士第，隐居不仕，玄宗征为谏议大夫，弃官就养，亦以孝行祯祥，表其门闾”，家庭背景也不一般。这里以河西为例进行分析，其他诸镇暂时不论，有《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在，读者可覆按。河西的分析告诉我们，笔者“事实上幕府取布衣入幕尚在少数”之说，是符合盛唐实际的。
陈文第２８页所举布衣入幕的例子值得注意，例一，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云开元中举孝廉为有司所诎，遂从军河西，下面文字，陈文未引，补引如下：“一命昭武校尉，兰州金城府别将。”例二，姚发，从军积功劳至右领军卫将军；例三，《樊庭观墓志铭》云其“承资入选，释褐授昭武校尉、左玉钤卫长上。”以上王崇术、姚发、樊庭观皆以从军得武官。这从侧面说明盛唐入幕对文人吸引力不大。惟朱光宙从军授义阳郡钟山县尉是例外，同样说明文人以布衣入幕释褐其实不易。
陈文考论未周，可接下去就作了结论：“入边幕之所以能成为盛唐文人释褐的一条途径。”并开启下文：“还与科举在当时选官制度中的地位有关。”陈文从《唐代墓志汇编》中找出所有开天年间任过流内文武职事官的人（共有四百零八人），结论是科举入仕者九十九人，占２４％；以门荫入仕者一百九十一人，占４６．８％。由此说明所以有些人便选择走从军入幕的道路。然而这一统计只能说明以门荫入仕占比例太大，却不好说他们便选择从军入幕，其间没有逻辑关系。如果有大量“流外人”进入幕府的资料，即可对这一推论进行证明，陈文于此却未举一例。我们共同讨论的问题是文人入幕，但陈文在处理材料时又文武相混，如上面王崇术等三例就是，这里将流内文武职事官并举的统计，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加混乱。
[color=blue][/color][b]五、余论[/b]
如上，主要是对陈文第一和第二两部分的有关问题的回应。陈文第三部分在文献资料的使用上基本没有出现如第一、二部分的不当情况，故此处不再一一细析，读者可根据笔者以往的成果对比陈文，进行取舍。陈文第三部分和笔者的分歧主要是对游边、使边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以及实际运用的差别，对盛唐边塞诗数量与质量理解的差别。关于后者笔者有《论岑参边塞诗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试图以岑参为例，阐述盛唐边塞诗的创获和在诗史上的地位，或许有助于问题的再深入探讨。我想作为一个研究者，应在文献资料整理上抱有负责任的态度，不断使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完善起来。而面对大致相同材料如何去阐述某一问题，这取决于对材料的解读，见仁见智的现象是相当正常的。有些问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做得更细致更全面一些。所谓细致就是要注意具体人、具体行为的特殊性，高适、岑参同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家，为何岑参大多数边塞诗的内容和风格如此独特而独步诗坛？所谓全面是要统观材料，在一个系统内分层次地阐述问题，如可以讨论一般文士入幕的心态及其实际效果如何？一般武人入幕的心态及其效果如何？在盛唐时期武人入幕和文士入幕有何区别？作为高层边帅最能代表哪一层面？能否通过他们来说明一般文士入幕的状态和出幕的效果？
从《考察》写作到今天，笔者一直在思考有关盛唐边塞诗的问题。当时，用入幕文士数量的统计的结果想说明，文士入幕在当时是少数，特别是如岑参这样的诗人能到安西北庭尤为人钦佩，就是在今天交通发达，新疆生存环境得到改变，放弃都城的生活而去大西北，仍然需要勇气和奉献精神。岑参最能代表区别于传统边塞诗的盛唐边塞诗创作成就，对于这一点笔者仍然坚持一贯的看法。但统计的方法总有其历史和方法的局限，况且入幕者并非都有边塞诗，而写边塞诗者又不是都有入幕经历。因此可否换一个角度来看，结合现存的盛唐边塞诗，从文化发生学来考察。比如安西，据拙《考》幕僚有欧阳?、倪彬、封常清、刘眺、独孤峻、高仙芝、岑参、刘单、段秀实、来?、杨和、李栖筠、萧沼、崔?、张锐，失名者有狄、宇文、李、武、韦等，其中张谓应存疑。有名可考者所创作边塞诗，据陈文《盛唐诗人出塞与边塞诗创作情况表》，存诗者有二人，一为岑参，一为萧沼，萧沼此人存诗共一首，而这一首诗见于敦煌卷，诗云：“生年一半在燕支，容鬓砂场日夜衰。箫关不隔乡园梦，瀚海长愁征战期。” 此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一般，但恰恰佐证了入幕、特别是入安西北庭幕的艰辛和痛苦。２０余人中只有岑参写出了意象和体格创新的边塞诗，这样的的情况值得探讨，第一，这批人中能称为文士的不多，能诗者更少，即如陈文所言，许远、独孤峻、刘单、封常清四人皆计入入幕文士中，独孤峻存文一篇《对举似己者判》、封常清存文一篇《遗表》，二文皆见《全唐文》卷三三○。许远存文句二，一为《祭纛文》：“太一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奉箭。”一为《祭城隍文》：“眢井鸠翔，老堞龙撄。”见《全唐文》卷三四五。许远有诗一首，《全唐诗补编•续拾卷十三》据《海昌胜迹志》卷二录《题泗水亭》诗：“春风落东林，绿叶翳重阴。流莺坐花坞，宛转来清音。和光沛天地，乐意同人心。卷帘出庭户，独立苍苔深。”此诗真伪俟考。这四人是否算文士，读者自可明断。即便算文士，并不能动摇我们对岑参边塞诗创作性质、成就的评价。第二，岑参在边地的创作环境从侧面得到说明。岑参周围的人对岑参的富有创造性的七言歌行体边塞诗非常冷淡，没有反应，即便由于流传的过程中会使一部分作品散佚，但岑参现存安西北庭诗作中很少见和诗，不管是别人和他的诗，还是他和别人的诗。特别在北庭，可数的几首和诗，也是用当日诗坛流行的五律诗体。可参《论岑参边塞诗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第三，入边幕是很辛苦的，一般人都不能承受，一般文人更难承受，从官方的文告中可以窥探其间消息，《全唐文》卷三○玄宗《择堪边任诏》云：“边远判官，多有老弱，宜令吏部每年于选人内，拣择强干堪边任者，随阙补授，秩满量减三两选与留。”可见边远幕府对人们非但没有吸引力，恰恰相反，“边远判官”因无人及时替代致使“多有老弱”。安西、北庭无疑为盛唐最边远的幕府，岑参能入幕“绝域海西头”，难道不是个别现象？即或有文人入幕也只是集中在相对近一些的河东、朔方、幽州等边幕，人数仍然很少。故岑参有“词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奉使三年独未归，边头词客旧来稀”的悲叹。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正是从这一意义高度评价岑参的边塞诗，只有岑参边塞诗的出现才使盛唐边塞诗焕发异彩。然而，这一出现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易。
(戴伟华《唐代文学综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版，第8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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